潘禮德專訪5／為受難者立碑 坦言：每次面對加害者都要服藥

潘禮德坦言，每次去法庭旁聽都必須吃藥才能承受，「面對加害者真的不容易，但我認為加害者也需要把故事說出來，而我們需要傾聽。為了完成記憶工作，我必須補足見證，把二種觀點放在一起，一邊是我的觀點，另一邊是他們的觀點。這需要耐心，也需要尊重。畢竟，加害者也是人，和你我一樣。」他拍攝《杜赫：煉獄魔王》（Duch, Master of the Forges of Hell）記錄康克由的證詞：「他寫詩，法文流利，他們都很聰明，也受過良好教育。我從來沒有遇過任何一個加害者承認自己是加害者，頂多說『我只是接到命令』，因此重點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要嘗試理解：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什麼？為了什麼而去殺人？」

在生活中戰鬥 悲傷裡探尋詩意

答案是什麼？「不完全，但有一些。他們先是消滅身分、去人性化，再利用人去互相殺戮，當大屠殺組織起來時，進行速度非常快，可能六個月、一年之內，數百萬人就被殺害。」

說這些話時，他的語氣和表情實在太過理性，問他內心深處感覺如何？潘禮德開起玩笑：「哦！感覺很好。」又說：「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我認為最重要的抵抗方式就是盡可能好好生活。所以我喜歡做菜給朋友吃、喜歡開玩笑，我每天試著對人微笑、握手，認真去品味食物。當你走到生命最後一秒，如果能看見美，那就能上天堂。如果最後一秒充滿憤怒或仇恨，那你會下地獄。所以每天都要訓練自己。」

這不是一場公平的戰鬥，因為惡往往更強大，善則很脆弱。脆弱時，他會躲起來，音樂和詩歌成為救贖，「如果讓赤柬奪走我的靈魂，我會一直陷入憂鬱，甚至想自殺。那就是他們真正的勝利。所以我必須戰鬥，即使拍的是悲傷的故事，我依然能感受到詩意。」

暴力和創傷會透過基因遺傳，他2020年拍攝的《輻射》（Irradiated），講述日本二戰被投下原子彈後持續遭受的暴力。「我在蘇黎世大學遇到一位在研究腦部表觀遺傳學的女士，她做了很多小白鼠實驗。有些老鼠在正常環境中長大，可以社交、玩耍、找起司，正常生活。但那些在強光、噪音、攻擊性環境等極端暴力環境下長大的老鼠則變得抑鬱，只是縮在角落，不太動。當研究員把牠們放到同樣溫度的水裡，正常的老鼠會拚命游泳求生，而抑鬱的老鼠只游了二、三分鐘就任由自己溺斃。最重要的是，這種現象延續到第五代，仍然存在憂鬱。」不知是否因為擔心創傷被遺傳，他選擇不生小孩，「但我和伴侶收養了一個女兒，我常常旅行，很多晚上失眠，無法在這種狀態下養育孩子。」

年年辦工作坊 幫助倖存者發聲

紀錄片是關於記憶的藝術，多年來，潘禮德每年定期前往位於阿拉伯半島的卡達，那裡有來自蘇丹、剛果、巴勒斯坦等地的戰爭暴力受害者，他舉辦紀錄片工作坊，訓練受害者們拿起攝影機，說自己的故事。「能拍電影是很幸運的，很多人終身抑鬱，無法擺脫戰爭的影響。創傷會壓垮人，像烏克蘭或加薩，小孩的腿被炸斷不是一天的事，而是持續壓在一個民族身上五十年、一百年。我有些學生來自蘇丹，蘇丹停止內戰了，但他們至今仍是受害者。」

他與其他倖存者團結在一起，拍電影是療癒自我與復興記憶的方式。即便經常睡不好、做惡夢，看到鬼魂環繞四周，但他逐漸接受，與鬼魂共存。不害怕嗎？「並非不害怕，但現在我知道如何應對，至少我還能拍電影，還能想像、創作。」鬼魂幫助他走到這裡，也幫助他創作了這些電影。

唯有記住，亡者才能安息，生者必須前行，如同母親留給他的遺言：你必須每天站起來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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