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盡的轉型正義：東德自詡為「反納粹國家」，為何如今淪為極右翼大本營？

文：張宇軒

最近台灣社會出現一些關於納粹的討論，不少人拿這個詞當作政治標籤、甚至攻擊他人的工具，但從討論內容來看，其實很多人對納粹歷史的理解非常模糊，導致「納粹」一詞被戲謔化，淪為政治髒話。

這種把極權暴行簡化、情緒化的濫用，不只扭曲了歷史，更凸顯出我們對納粹罪行與德國歷史認識的薄弱。背後反映的，是台灣在轉型正義教育上的不足。

德國被視為處理戰後歷史的模範，但事實是，他們的轉型正義之路並非一開始就如此順暢。戰後初期，許多德國人將自己視為戰爭受害者，認為去納粹化只是戰勝國對失敗者的懲罰，與道德無關，遲遲不願承認自己的國家犯下的罪行。

正因如此，猶太人大屠殺史家佛里德蘭德（Saul Friedländer）形容這段歷史曾長期徘徊在「不可能記憶」與「不可能遺忘」之間。

德國能走到今天，不是天生具備歷史反省的勇氣，而是經歷漫長、激烈，甚至矛盾重重的轉型，在以下階段中，從不願面對到正視本國的歷史罪責。

同盟軍佔領時期的去納粹政策（1945-1949）

二戰結束後，盟軍開始對納粹政權進行清算。紐倫堡大審判成為歷史上，首次針對國家元首級別的戰爭罪行，進行審判的重要里程碑。但這場審判只處理了少數高層，更多基層的員與協力者並未受到法律制裁（三人被判無罪；四人被監禁10至20年；三人被判終身監禁；12人被判處死刑），大量基層員與協力者並未被追訴。

除了針對高層戰犯的審判，盟軍也推動全面性的去納粹化行動，不僅試圖肅清納粹意識形態，也解除德國的軍備體系，解編所有軍事組織。

這讓許多曾為納粹政權服務的員，失去從事公職的機會，是整體社會重建的一部分。盟軍也實行「再教育政策」，巡迴播放揭示納粹集中營暴行的紀錄片，並散發宣傳海報，呼籲德國大眾面對納粹罪責，其中就有海報的標題寫著「這些罪行，是你們的錯！」（Diese Schandtaten：Eure Schuld!）。

然而現實並不理想。在美國佔領區，公職人員須填寫問卷揭露納粹背景，引發不小反彈。由於行政與經濟需要大量人力，原有的納粹技術官僚仍被沿用，導致去納粹化進程受限。

隨著冷戰爆發，美國需要西德作為反共盟友，西方佔領區的去納粹政策也因此停擺。相對之下，蘇聯佔領區（未來的東德）推動得更為徹底，但多帶有政治操作性，並不完全基於法治原則。

從不願面對到正視歷史

西德政府在戰後早期並未積極處理納粹問題，反而通過赦免法案 （Straffreiheitsgesetz），讓大量涉案者逃過法律追究。更諷刺的是，負責審判的司法系統本身，仍由許多納粹時期的法學專家主導。

政治上，當時的政治領袖艾德諾（Konrad Adenauer）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政府，順應戰後民眾的受害者情節，強調德國人也是戰爭受害者。西德的「選擇性記憶」將受害者的角色配歷史敘事聚焦在德國難民、盟軍空襲受害者，以及從蘇聯勞改營回國的戰俘，避而不談納粹主動加諸他人身上的傷害。

許多德國人將責任推給少數納粹菁英，認為罪人已經在先前的審判中被懲處，其他人只是聽命行事。

在冷戰邏輯主導下，西德政府一方面默許前納粹官員重返政界，以穩固國內體制；另一方面則以賠償集中營受難者、強化與以色列關係來修補道德赤字。

這種務實但模糊的雙重策略，使歷史責任的輪廓變得模糊不清。學術界也一度刻意淡化大屠殺與猶太人議題，將戰爭責任包裝為一場「國家災難」，而非有意圖的集體加害。

從逃避到轉向：記憶如何回歸社會核心

雖然早期的轉型正義努力存在諸多限制與妥協，但歷史不會永遠被壓抑。隨著社會的世代更迭，對於納粹過去的集體失憶與選擇性遺忘，終究開始被撼動。

1968年湧現的學生運動，追究起政府與大眾不願正視的納粹過去，那一代年輕人開始質疑父執輩的沉默與逃避，他們要求真相、要求正義，也逼迫整個社會重新審視納粹歷史。

1970年，時任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起義紀念碑前的一跪，不只是政治姿態，更成為德國集體記憶的重要轉折點——那一跪象徵的，是國家願意承擔錯誤、從認錯出發，尋求和解與重建。

這也開啟了德國歷史教育與紀念文化的新階段，讓記憶不再只是政治菁英的責任，而逐漸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工程。

東德的「反法西斯國家敘事」

不過，並不是整個德國的處理方式都一致。相較之下，東德自建政初期起就將自己定位為「反納粹的國家」，將納粹罪行全盤歸咎於西德，與過去的資產階級政權。

實際上，東德的去納粹行動雖迅速強硬，但往往被用來打擊異議者與中產階級，並非真正出於轉型正義。蘇聯駐德軍事管理委員會，與東德統一社會頻繁干預司法，審判程序失衡，部分案件更淪為政治公審。依據《波茲坦協定》制定的第38號命令，納粹認定範圍過於寬泛，許多僅曾加入相關組織者也被視為加害者。

東德大力推動「反法西斯國家意識形態」，將5月8日訂為「解放日」，強調打倒納粹即為正義。然而，這種高度政治化的敘事，最終成為鞏固政權的工具，缺乏對個別受害者經驗的尊重與處理。

在教育與紀念層面，東德教材雖未迴避納粹歷史，但多聚焦於英雄敘事與蘇聯的角色，較少探討猶太人與政治受難者的遭遇。東柏林的蘇軍紀念碑便是典型例子，主題是勝利而非哀悼。東德的歷史記憶，因此更偏向宣示式的政治象徵，難以深入社會層面。

積極處理納粹歷史

1985年，聯邦總統魏茲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5月8日的演說中，首次將此日定義為「解放日」，公開承認德國的歷史過錯，呼籲以記憶作為防止重蹈覆轍的基礎。他的話被譽為「重新定義德國人身份的轉捩點」。

此後，德國各地興建的浩劫紀念碑與雕塑家Gunter Demnig的「絆腳石」（Stolpersteine）等地方紀念行動，將歷史記憶帶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些刻著受害者名字的小石塊，被鑲嵌在他們曾經生活的街角，目的是希望路人經過，會停下來注意石上的人名，體認到歷史的創傷就發生在自己周遭。

至今，納粹主義在德國無論在法律上或社會上都被禁止。在法律層面，德國明確禁止納粹符號與言論的散播，並視其為違法行為。教育上，即使各個學校對大屠殺歷史在教學上有差異，大屠殺歷史依然是德國學生的必修內容。

直至2023年，德國已投入了800億歐元作為大屠殺的補償。

轉型正義的漏接？極右翼抬頭

轉型正義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也不是線性前進的運動。雖然德國在面對歷史過錯上付出非常大的努力，而且對納粹與大屠殺的愧疚，甚至成為了當代德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一環，但是社會依然出現極端民族主義的極右翼勢力，試圖扭轉現有的歷史敘事，希望以民族榮耀與放眼未來取代深刻的歷史記憶與愧疚。

讀者可能會有疑問：既然東德實行的，是比西德更為徹底的反法西斯政策，那為何如今德國東部會成為極右翼大本營？

有學者指出，東德在反法西斯政策上的缺陷，並沒有根除存在於東德的反猶主義，因為納粹受害者被定調為普遍的德國人民，而不特別指出猶太人的受害者身份。

共產政權垮台後，東德人發現以往堅信的事物是海市蜃樓，相信歷史敘事是相對的，在尋找新敘事的過程中，極右翼也因此能趁虛而入。

加上統一後東德人往往被西德人蔑視，還被視為次等公民，加劇了東德人的怨懟，也讓另類選擇（AfD）掌握了賴以為生的選民情緒。近年來，在德勒斯登等城市頻繁發生的極右翼示威與仇恨犯罪，也讓不少當地人反思：「我們是不是真的已經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指控意見不同的人為「納粹」，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曾有幾位德國朋友談過他們對轉型正義的看法，他們不約而同提到，無論是在學校教育還是在公共討論中，德國社會從不迴避納粹時期的罪行與歷史責任。他們從小就被教導要認識這段黑暗歷史，因為唯有誠實面對，才能確保同樣的悲劇不會再發生。

當我們在台灣輕率地用「納粹」去指控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甚至將它套用在民主社會中的常見爭論時，不只是對歷史的不尊重，更是一種危險的誤用。

納粹不是效率差、也不是意見不合，它是極權體制結合暴力國家機器，有計劃地進行種族清洗與迫害。民主的不完美，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與修補的現實，不是讓人去懷念強人統治的藉口。

德國的歷程提醒我們，面對過錯不會削弱國家，反而是讓一個社會能夠真正站起來的基礎。而台灣，作為一個仍在轉型中的民主社會，更需要認真對待自己歷史的方式，才能避免重蹈極權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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