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專欄】日本公明難容高市早苗 鄭麗文卻緊抱不放

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日本自民與公明長達二十六年的聯合執政，如今因高市早苗的強硬右傾政策與政治獻金爭議而分裂。這場分裂的背後，是日本社會對於國族方向與政治倫理的根本反省。公明選擇離開，並非權謀失算，而是一種價值底線的宣示——他們拒絕與歷史修正主義、軍國主義復燃的力量為伍。這是政治成熟的表現，是政對理念的忠誠。而在同一時間，台灣的鄭麗文卻主動表示要拜會高市早苗，並將之包裝為「政外交」的突破。這樣的行動，在表面上看似勇敢，實則暴露出她對歷史記憶的無感，對國族認同的模糊，對政治理念的膚淺。

高市早苗之所以能引發公明的反感，不僅是因為她的強硬民族主義，更因她對二戰歷史的態度。她多次公開支持參拜靖國神社，為侵略歷史辯護，甚至在國際場合淡化日本對亞洲的戰爭責任。對任何有歷史記憶的亞洲社會而言，這樣的立場意味著對被侵略國家的二次傷害。當日本公明選擇與這樣的路線切割，代表的是對「戰後和平精神」的堅守。而鄭麗文卻反其道而行之，選擇向高市早苗示好——這不僅是政治判斷的錯誤，更是認同感的失焦。

她似乎忘了，台灣在歷史上同樣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從殖民統治到戰後分裂，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仍帶著日治的陰影與矛盾。當一位自稱「中國國民」的政治人物，主動去拜會一位拒絕為侵華歷史道歉的日本右翼領袖時，她所傳遞出的訊號，並非「外交勇氣」，而是對民族尊嚴的失語。這樣的政治姿態，不僅削弱了的歷史論述，也讓國族情感被消費成外交表演。

更嚴重的是，這種行動折射出一種「意識型態空心化」的政治現象。鄭麗文在面對不同場合時，對於理念與立場的表達往往前後不一：對內強調交流、對外標榜開放；面對北京時講務實，面對東京時講友好；一切都像是在計算選票與話題熱度，而非基於信念的判斷。這樣的政治風格，與高市早苗恰成對照：一個以極端理念為信仰而強硬到孤立自己；另一個則在理念缺席的真空中，以姿態換取曝光。兩者同樣危險，一個因偏執導致分裂，一個因空洞導致迷失。

政治的深度，不在於誰敢出訪，而在於誰能分辨「價值的界線」。公明之所以能毅然退出，是因為他們知道，權力可以共享，但信念不能模糊。這正是成熟民主與未成形民主的差異所在。台灣的政治人物若仍把「政外交」當作作秀舞台，而非價值交流的平台，那麼他們所謂的「勇氣」，其實只是對歷史的輕率。

鄭麗文拜會高市早苗這件事，或許在短期內能吸引眼球，但在歷史長河中，它只會被記錄成一場認同錯位的荒謬。她以為自己在打開外交的門，卻沒察覺那扇門後，是歷史傷口的冷風吹來。政治不只是權術，更是記憶與信念的總和；當一個政治人物不再能分辨歷史的對錯，只剩權力的算計，那麼她不僅失去了立場，也失去了作為政治人的靈魂。

台灣不缺聰明的政治人，但缺有歷史記憶與道德厚度的政治人。當日本公明能為理念決裂，而台灣政客卻為姿態折腰，這之間的落差，說明的不只是政的不同，更是政治文明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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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國民立院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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