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審議「十五五」規劃，「整肅」高層及歷史角色等幾大看點

將於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官方公告显示，其中一項主要議程是審議重要的經濟規劃。

但外界更多將目光放在內人事調整，並籍此找到蛛絲馬跡，推測領導人習近平是否會為其接班人做出某種安排。

有分析認為，坊間對接班人的猜測為時過早，四中全會不太可能就此發出明確訊號。

但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中國精英政治專家牛犇（Neil Thomas）對BBC指出，習近平正通過相關人事調整肅高層，意在展現權力。

「在他看來，清除貪腐或不忠幹部是的『自我革命』，旨在打造一個廉潔、有紀律且高效的組織，以實現長期執政。」

召開時間釋放戰略信號

四中全會通常在中國轉型的關鍵期或內權力不夠穩定時召開，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治的未來走向。 除高層人事安排外，會議議程亦聚焦經濟與社會民生政策，最終影響到中國民眾的就業、財產安全等方方面面。

中央政治局早在今年七月底召開會議，決定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簡稱「十五五」規劃）的建議稿提請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 會後公佈通告稱，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但與此同時，「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

通常來說，五中全會才是審議中長期發展計劃的主要平台，但本次四中全會提前聚焦經濟議題，顯示對當前經濟壓力的高度重視。 觀察人士認為，這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已達到迫切需要政策回應的程度。

「政權感受到緊迫感，顯示出經濟發展已重新成為政權的首要任務」，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政治學教授陳澄對BBC說。

事實上，四中全會聚焦經濟議題也並非首次。 早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核心議題為經濟改革和發展； 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也同樣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四中全會的召開時間，恰逢美中兩國關係突然因北京收緊稀土出口管制等議題趨緊，讓將於十月底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及期間備受期待的美中首腦峰會蒙上陰影。

陳澄教授表示，「鑒於貿易戰可能成為習川會的焦點，政權亟需提出一套全面的發展戰略，以確保在持續動盪中實現經濟與科技增長。」

為何此次高層整肅如此廣泛

四中全會的召開正值中央委員任期過半之時，這屆領導班子在2022年二十大中產生，任期將在2027年屆滿。 四中全會可能釋出人事變動的初步信號。

「按照慣例，人事安排會在明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基本敲定，因此四中全會需要提前部署。 這次會議有兩個工作重點，一個是對前半任期檢討成就和問題，另一個是對下一步人事任免做前瞻規劃」，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對BBC表示。

目前中央委員已經出現重大調整信號，包括前外交部長秦剛、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前工信部部長金壯龍在內的許多重要官員已被除名。

「目前公開公佈的中央委員有十幾人落馬，加上候補委員，已經將近20人，可能有人還在接受調查階段，有人已經出了問題，這表明習近平配備的人員面臨重大危機」，夏明說。

「這反映習通過愚忠、派系關係和自己的政治標準選的人，一旦坐上大位之後才發現德不配位」，夏明說，「恐怕很多人對他來說是忠誠的， 沒有政治上的挑戰，但是在中國面臨問題時，以及處理具體工作上無法得到他的滿意。」

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牛犇對BBC說，四中全會將為坊間高官落馬傳言提供具體數字——出席人數將反映有多少中央委員會成員已遭調查。

「除去病假和出差部分，如果與去年相比空席人數大幅減少，將清楚反映近期紀律整肅的力度。如果出席率驟降，將成為迄今最明確的公開信號，顯示整肅範圍之廣。」

牛犇認補充，整肅有助於強化紀律，但也可能抑制主動性，使治理趨於僵化、反應遲緩，更易出現如武漢早期疫情隱瞞等失誤。「這是習權力的代價：體制變得更乾淨、更服從，但也更謹慎——有時甚至更脆弱。」

軍内高層暗湧不斷

與此同時，軍內出現重大人事變動。多位高級將領許久沒有公開露面，引發外界關注。

外界最為關注的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員何衛東上將已長達數月沒有公開露面，官方未作任何解釋。 他曾是中國軍方高層的重要人物，被視爲習近平主席的親信。 如果被調查或撤職的消息屬實，這將是改革開放以來，首位在任期内落馬的中央軍委副主席，」陳澄說。

這一方面反映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已深入軍方高層，但也暴露出內部裂痕，引發對「定於一尊權力」穩定性的質疑。

陳澄認為，鑒於目前尚未有任何官方宣佈，因此何衛東案「不太可能在此次四中全會上迅速結案，尤其考慮到他是中央軍委中排名第二的現役軍官。」

「習一向高度重視軍隊的忠誠，而其中一些軍官，比如何衛東，正是由習親自提拔。 如今這些人接連出事，對習而言必定是極大的憤怒，也可能促使他對軍方領導層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去年11月，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上將主任苗華因「涉嫌嚴重違紀」被停職檢查。他的處罰進展也受到關注。

今年9月，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宣佈罷免4名解放軍及武警將領的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包括武警部隊司令員王春寧上將、火箭軍軍書記汪志斌中將、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張林中將、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政委高大光中將。

這些人的正式處罰決定可能會在本次四中全會上宣佈。 除此之外，中央軍委的職位會不會被填補，被誰填補，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夏明指出，即便本次四中全會對何衛東等人的職務作出安排，大概率也不會公開發佈資訊，官方「很可能低調處理，或者在公報中寫上討論相關問題等字眼」。

他補充說，「還有一種情況是，把對這些人的處理當作是反腐業績的一部分，避免外界認爲存在用人失察或本身領導班子有問題的印象。」

這些人事安排進而牽扯到總書記的接班問題，外界希望從微小的變化中猜測信號。

習近平的第三任期已經過半，至2027年人大會議時將屆滿。 過去幾個月來，外界流傳著對於習近平健康狀況不佳的傳言，認為其嚴重程度雖尚不足以到立即啟動接班程式，但也許足以促使悄然為未來做出準備。

不過，陳澄認為，「儘管外界有所揣測，目前可能仍為時過早，尚難期待在接班問題上出現明確訊號。」

她指出，「穩定仍然是首要考量，關於此次會議的政治討論很可能會延續整個習近平時代所強調的加強紀與治理的方向。」

歷史角色

在歷史上，四中全會常稱爲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轉折的節點。 自1979年以來的幾次四中全會，不僅重塑了領導層的權力架構，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時間回到文革結束，當時的中國需要走出混亂，1979年的四中全會確認了時任領導人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路線，隨著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從「毛時代」過渡到「改革時代」的關鍵節點。

1989年春夏之交，派兵鎮壓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平示威爭取民主的學生，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四」流血事件。 事件之後，內出現權力真空，國際上受到空前的孤立。

當時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在此背景下召開，決定推舉没有中央治理經驗的江澤民為中央總書記，接替黯然失勢的趙紫陽，標誌著江時代開端，也凸顯在危機中優先維穩的策略。

到了習近平時代，2014年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但同時強調「的領導是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確立了法律制度服務于領導的原則。 五年後，面對中美關係緊張以及香港抗議運動的挑戰，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制度自信」，向內部傳遞穩定訊號，向外部展示體制優勢，進一步鞏固了習近平的核心地位。

順應歷史規律，本屆四中全會預計將進一步保障政權的穩定，並在此框架下討論如何實現經濟發展。

夏明說，當前中國政策中心已經從「發展是硬道理」轉向「安全是硬道理」，甚至安全凌駕一切。 「這意味著的全面領導將持續貫徹，並可能滲透到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

經濟：國內外雙重挑戰下的五年計劃

根據官方報導，本次四中全會將審議的「十五五」規劃，涵蓋2026年至2030年的發展藍圖。

該規劃通常概述關鍵經濟指標的發展目標，例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收入水準和外掛率，並根據國內外形式調整的戰略發展方向，列出需要重點發展的領域與產業。

除了經濟層面，「十五五」規劃也將反映北京在技術創新、產業政策與地緣政治上的優先事項，巨集觀上可能影響全球供應鏈、貿易，以及中國在新興領域的策略和定位。

中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調整和外部壓力的雙重挑戰。

國內方面，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消費者信心不足、地方財政壓力加大。 根據路透社，2025年前五個月，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了11.9% ，導致地方政府財政更加緊張，壓縮了以往支撐GDP快速增長的公共支出空間。

國際上，中美關係持續緊張，貿易摩擦加劇。 雙方在關稅及高科技產品領域的分歧仍然很大，談判前景不明。 領導層面對一系列關鍵問題：哪些領域可以妥協，哪些問題可望達成協議，以及如何回應美方要求等等。

與此同時，電動汽車、外賣等行業的產能過剩也帶來通縮壓力。 儅過剩產品出口海外時，貿易夥伴的不滿情緒上升。 歐盟已對中國出口補貼展開調查，美國也暗示加強對高科技產品進口管控。

「美國試圖透過制裁和出口管制來遏制這些產業，如何在這種環境下推動發展，將成為（四中全會）討論的重要部分，」陳澄說。

北京已經意識到挑戰的複雜程度。 中央政治局在7月底會議指出，「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

是次會議強調，要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加快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支柱產業，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發展。 這些方向都可能在四中全會上得到更具體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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