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去韓國工作，就像是中樂透！」直擊缺工國度的矛盾：當中小企業「非外勞不可」，韓國年輕人竟成最大輸家

「在我們柬埔寨，能去韓國工作，就跟中了樂透一樣！」這句聽似誇張的讚嘆，日媒《週刊文春》駐韓記者菅野朋子的最新著作《韓國消滅的危機》，赤裸裸地揭示了讓鄰國日本備感焦慮的現實：在爭奪東南亞勞動力的全球戰場上，韓國正以壓倒性優勢，成為移工們心中的「應許之地」。

菅野朋子所指出的誘人「樂透」背面，卻是韓國社會一道深可見骨的裂痕。2025年的韓國，正上演著一齣極其矛盾的劇碼：一方面，中小企業主們發出悲鳴，宣稱「沒有外國人，工廠就要停擺」；另一方面，一份令人震驚的學術研究卻指出，外籍勞工的大量湧入，正精準地將韓國自家的年輕世代擠出就業市場。

當「外勞」從過去的「補充人力」進化為今日韓國經濟的「必要支柱」，這個國家正被迫面對一個難以迴避的靈魂拷問：敞開大門解決眼前的缺工危機後，一個社會犧牲的代價究竟是什麼？在這場攸關國家未來的勞動力結構重組中，又是誰付出了最慘痛的代價？

「沒有他們，工廠就要停了」— 中小企業的悲鳴與必然

走進韓國今日的中小型製造工廠，你會發現一個奇特的景象。產線上，揮汗如雨、操作機具的，大多是來自東南亞或中亞的面孔；而本國籍的韓國員工，往往是年過半百、屈指可數的管理幹部。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小企業主在接受韓國MBC電視台採訪時，一語道破殘酷的現實：「現在我們工廠裡，50歲後半到60歲出頭的韓國人還能看到幾個，除此之外，幾乎所有的崗位都被外國人佔據了。」

MBC採訪到的現象，並非那間工廠的孤例。根據韓國中小企業中央會（KBIZ）2025年10月公布的最新調查，一個驚人的現實浮上檯面：高達93.8%的受訪中小企業表示，他們之所以僱用外國勞工，是因為「根本招不到本國勞工」。許多人以為企業是為了節省成本才找外勞，但調查顯示，僅有2.6%的企業主將「降低人事費用」視為主要原因。

這組數據揭示了一個結構性的轉變：僱用外國人，對韓國中小企業而言，早已不是「選擇」，而是「生存的必要條件」。這背後，是韓國社會正急速墜落的低生育率與高齡化懸崖。勞動人口的斷崖式下跌，已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場迫在眉睫的「國安危機」。企業主們不是不想用韓國人，而是韓國年輕人根本不願投入這些被視為「3D產業」（Dirty, Dangerous, Difficult，也就骯髒、危險、困難）的領域。

高達98.2%的韓國企業更表示，未來將「維持或擴大」外國人力的聘用規模。需求如此迫切，但供給卻被一道無形的牆阻擋——那就是僵化的簽證制度。

目前，絕大多數在韓國從事單純勞務的外國人，持有的是E-9非專業就業簽證。這款簽證最大的問題在於，勞工在韓工作滿4年10個月後，就必須強制出境、甚至不得再入境。這對企業而言是巨大的損失，好不容易培養出一名熟練的技術工，卻因法規限制而被迫「歸零重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韓國政府推出了E-7-4「熟練技能人力」簽證，允許符合條件的優秀外籍勞工轉換簽證，每三年續簽一次，形同可以長期居留。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這項立意良善的政策，卻因其「極其嚴苛且繁瑣的申請程序」，導致每年配發的名額都用不完。

中小企業中央會外國人力支援室長金基勳（김기훈，音譯）對此憂心忡忡：「中小企業不斷呼籲，如果企業確實需要這位熟練的技工，政府最該做的就是簡化轉換簽證的程序和書面資料。」除了簽證，語言溝通也是一大痛點。許多企業主持續請求政府，加強移工入境前的韓語教育，以縮短他們融入職場的磨合期。

當外籍青年湧入，誰被擠出了就業市場？

當中小企業主們為「搶人」而焦頭爛額時，韓國的學術界卻從冰冷的數據中，挖掘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副作用」。

2025年3月，韓國慶熙大學貿易學系的崔英俊（최영준，音譯）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在《國際地域研究》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衝擊性的論文。他們分析了2016年至2022年的數據後發現、：當年輕（15-29歲）的外籍勞工大量進入市場時，同年齡層的韓國青年的就業率顯著下降，年輕外勞的比例每增加1%，韓國青年的就業率就會下降0.73%。

研究團隊解釋，這種現象背後的邏輯非常殘酷：對於企業主來說，一個20多歲的韓國青年和一個20多歲的外籍青年，在技術和熟練度上往往相差無幾。在這種情況下，「價格競爭力」就成了一切。由於外籍勞工的薪資期待和議價能力通常較低，企業自然會傾向選擇成本更低的勞動力。於是，韓國青年與外籍青年在就業市場上，形成了一種刺刀見紅的「替代關係」。

然而故事還有另一面。研究同時發現，當年輕外勞的比例增加1%時，韓國中年層（30-49歲）的就業率反而會上升0.475%；而當中年層外勞比例增加1%時，韓國50歲以上高齡勞工的就業率更是大幅增加了0.81%。

這又是為什麼？研究團隊指出，這是一種「互補關係」。企業因為聘用了成本較低的年輕外勞，從而節省了生產成本，提高了利潤，進而有能力擴大生產、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而這些新的工作機會中，有許多是需要流利韓語溝通能力的「管理職」。由於外籍勞工普遍存在語言障礙，難以勝任管理工作，這就為具備語言和文化優勢的韓國中高齡勞動者，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簡單來說，企業用更便宜的外國年輕人取代了韓國年輕人做基層工作，然後用省下來的錢，聘請韓國中年人來管理這些外國年輕人。

這份研究報告的結論，證實了韓國的年輕世代是當前勞動市場中的『弱者』。學者在報告中建議，政府在引進外籍勞工時，必須綜合考量產業和職業的分布，刻意將韓國青年與外籍青年的就業領域進行區分，避免直接競爭。同時，應擴大對韓國青年的職業培訓，並提供獎勵措施給優先聘用本國青年的企業。

「韓國是首選！」— 日本也搶不贏的「韓式夢」

就在韓國國內為此爭論不休時，從外國勞工的角度看來，韓國卻是一個閃閃發光的夢想之地，甚至連過去的亞洲第一強國日本，都難以望其項背。

日本《週刊文春》10日刊出菅野朋子新作的書摘，試圖解答「為何外國人選擇韓國，而非日本？」這個令日本社會焦慮的問題。書中，作者親自採訪了一位在京畿道豬隻農場工作的38歲尼泊爾勞工「阿尼爾」（化名）。

當被問及為何選擇韓國時，阿尼爾的回答直接而坦率：「韓國是我們尼泊爾人最想來工作的國家。因為這裡是先進國，薪水好，而且感覺能學到東西。」「那日本呢？沒有考慮過嗎？」 「日本啊，我聽說外國人和日本人的薪水有差別，所以就沒選。」阿尼爾回答。

阿尼爾的回答，點出了韓國吸引力的第一個核心關鍵：錢給得到位，而且公平。

根據韓國法律，外國勞工與本國勞工適用完全相同的最低薪資標準。阿尼爾目前的月薪約為220萬韓元（約合新台幣5.2萬元），這筆錢在他的家鄉，相當於首都加德滿都高收入的醫生或工程師的薪資水準。

儘管日本也從2020年起保障外勞享有與國民同等的最低時薪，但韓國的最低時薪（2024年為10,030韓元）按當前匯率計算，已高於日本的平均最低時薪（1055日圓）。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最低薪資因地區而異，而韓國則是全國統一。此外，韓國獨有的「週休津貼」（주휴수당，即每週工時滿15小時，可額外獲得一天帶薪假日的工資）制度，更讓外勞的實質時薪衝高到11,932韓元，進一步拉開了與日本的差距。

吸引阿尼爾的第二個關鍵，則是制度的透明與信賴感。

「韓國的『僱用許可制』（EPS）真的很棒！」阿尼爾讚不絕口，「這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合約系統，沒有私人仲介介入，讓人很放心。」他提到自己聽說要去日本工作的朋友抱怨：「去日本之前，根本不確定會做什麼工作，薪水也搞不清楚。而且聽說薪水比韓國低，房租、水電費還要自己全部負擔，根本存不到錢。」

「僱用許可制」（Employment Permit System, EPS）是韓國自2004年起實施的制度，由韓國政府與勞工來源國政府直接簽訂協議，徹底排除了過往惡名昭彰的私人仲介剝削。透過此制度入境的勞工，不僅勞動條件受到法律保障，連雇主都必須承擔額外的責任。

阿尼爾的韓國雇主，62歲的李先生（化名）坦言：「韓國雇主的負擔其實非常重。」因為雇主首先必須為外國勞工準備好宿舍，房間裡有沒有滅火器、女性宿舍的門鎖是否牢固，這些細節都必須拍照上傳給政府檢查。除此之外，他還得免費為勞工提供白米。

樂透彩券的背面，一個國家無法迴避的選擇題

一個國家的勞動力政策，竟同時被國內視為「毒藥」，被國外看作「蜜糖」。這就是2025年韓國社會最真實、也最矛盾的寫照——從中小企業的角度看，外籍勞工是拯救他們於缺工煉獄的「救命索」；從外籍勞工的角度看，韓國的薪資與制度是實現階級躍升的「黃金門票」；但從韓國年輕世代的角度看，他們卻成了這場全球化勞動力配置下的「犧牲品」。

這不再是一個可以簡單用「開放」或「封閉」來回答的問題。它是一道複雜的申論題，牽動著產業結構、社會公平與國家未來的樣貌。如何改革簽證制度，留住真正有價值的技術人才，而非陷入「用完即棄」的惡性循環？如何設計更有效的青年就業輔導與激勵方案，讓本國的「躺平族」願意重返勞動市場？如何在滿足產業需求的同時，避免社會底層的薪資水平因大量低廉勞動力的湧入而被永久性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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