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他會這麼做？從東京沙林毒氣事件看台北捷運攻擊

李思萱／資深媒體人，本文經授權，摘自作者臉書

看到張文的背景資料後，我第一個想到的是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

不是說兩件事完全一樣，而是某些心理機制驚人地相似。

張文，27歲，2022年空軍志願役因酒駕被汰除，2025年7月因逃教召被通緝，今天下午在台北車站和中山站發動攻擊，帶著防毒面具、煙霧彈、長刀，造成4死多人受傷，最後從5樓跳下身亡。

我想直接切入一個問題：這種高度計劃性的公共攻擊，背後的心理機制到底是什麼？

東京沙林毒氣事件的心理結構

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成員在東京地鐵五條線同時釋放沙林毒氣，造成13死超過6000人受傷。最詭異的是，執行這個計劃的人很多是高學歷菁英——醫生、物理學家、工程師。這些人不是社會邊緣人，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那為什麼他們會做出這種事？

村上春樹為了理解這件事，去訪問了加害者和被害者，寫成《地下鐵事件》和《約束的場所》。他發現一個關鍵：這些人都在尋找一個「故事」來解釋自己的存在。

奧姆真理教提供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觀：你不是普通人，你是被選中的；這個世界即將毀滅；你正在執行神聖的使命；殺人不是罪惡，是解脫那些人的靈魂。這套說法把暴力「正當化」了。不是說他們瘋了，而是他們找到了一套邏輯，讓自己的行為在自己的認知框架裡是合理的、甚至是神聖的。

張文找到的是什麼「故事」？

張文沒有宗教組織，沒有教主，沒有末日論。但他一定也建構了某種「故事」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

從他的行動模式來看，他把自己定位成「戰士」。防毒面具、煙霧彈、精心計劃的攻擊路線，選擇下班尖峰、人潮最多的時段，攻擊兩個地點而不是單點發洩。這不是衝動殺人，這是一場他自己設計的「軍事行動」。

研究偽突擊隊員的心理學家發現，這些人都有極度受傷的自尊，需要透過暴力來重建。張文從2022年志願役軍人身份被剝奪，接下來三年社會地位不斷下滑，到2025年變成通緝犯。對一個曾經是軍人的人來說，這種身份崩潰可能比一般人更致命。軍人的自我認同很大程度建立在榮譽、紀律、使命上。當這些都沒了，他是誰？

他建構的故事可能是這樣的：「我被這個社會拋棄、羞辱、踐踏。但我不是廢物，我要證明我是有力量的。我要讓所有人看到——我可以掌控生死，我可以製造恐懼，我可以成為新聞。」這就是他的正當化邏輯。不是說這個邏輯對，而是在他的認知世界裡，這是唯一能重建自尊的方式。

四個驚人的相似點

雖然一個是宗教集體行動，一個是個人報復，但心理機制有驚人的相似。

首先，都經過長期、精密的計劃。奧姆真理教花了數年建立實驗室、製造沙林毒氣、演練投放方式，這些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張文的租屋處發現爆裂物，像小型兵工廠，煙霧彈要自己做，防毒面具、行李箱、攻擊路線都需要時間規劃。

其次，都選擇了最大化「象徵意義」的目標。奧姆攻擊東京地鐵，不只是殺人，而是攻擊「系統」。地鐵代表現代都市生活的心臟，攻擊它就是攻擊整個社會秩序。張文選擇台北車站加中山站，也不只是殺人。台北車站是台灣的交通樞紐，下班尖峰時段代表「正常生活」的人群。他要破壞的是這種「正常」。

第三，都使用了化學或煙霧手段製造恐慌。奧姆的沙林毒氣是看不見的威脅，製造極度的恐慌和不確定感。張文的煙霧彈雖然殺傷力不如沙林，但心理效果類似——看不清楚、不知道發生什麼、不知道威脅在哪裡。這種不確定性比單純的刀子更恐怖。

最後，都沒有逃脫計劃。奧姆成員被抓後幾乎沒有抵抗，像是完成了某種使命就認了。張文直接跳樓，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活著離開。這代表他們都把這個行動視為「終點」，不是「手段」。奧姆成員相信這是最終聖戰的一部分，張文則把這當成自己人生的最後演出。

關鍵差異：孤立讓他更危險

但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奧姆成員有一個「共同體」。教主提供世界觀，同伴提供社會支持，集體儀式強化信念，形成「我們對抗他們」的框架。這讓他們的行為在集體內部被持續強化和正當化。

張文是完全孤立的。沒有組織、沒有同伴，所有的正當化都是自己建構的，沒人跟他說「你做得對」，完全的孤獨。

這種孤立狀態反而可能更危險，因為沒有任何外部的reality check。奧姆成員至少還有彼此，還有教義可以討論、質疑。張文只有自己的腦子，不斷反芻、不斷強化自己的怨恨和復仇幻想，沒有任何煞車機制。

「使命感」的扭曲轉向

還有一個很詭異的相似點：這兩種人都曾經有過「服務」的身份認同。奧姆成員很多人加入教團前是醫生、科學家，本來是幫助人類的職業。張文是空軍志願役，本來是保衛國家的角色。

這些人都曾經把自己定位成服務者、保護者。但當這個身份被剝奪或扭曲後，那種使命感並沒有消失，而是轉向了相反的方向。奧姆成員從「治療病人」變成「淨化世界」，張文從「保衛人民」變成「懲罰社會」。

這種轉變的心理學叫做「反向形成」——當你原本的價值體系崩潰，你可能會走向極端相反的方向，來證明「至少我還能做點什麼」。

煙霧彈不只是武器

我特別想講一下煙霧彈這個細節。張文不只帶刀子，還特別準備了煙霧彈。這不是為了掩護逃跑（他根本沒打算逃），那是為了什麼？

製造混亂和不確定性。沙林毒氣也是這樣，人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看不見威脅在哪裡，這種未知比直接的暴力更恐怖。

而且煙霧彈還有另一層意義：視覺效果。張文想要的不只是殺人，他要的是一個「場面」。防毒面具、煙霧瀰漫、人群逃竄——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舞台。這就回到偽突擊隊員的心理：他們需要觀眾，需要被看見。長期被社會忽視的人，即使是以這種扭曲的方式，也要證明「我存在過」「我做過大事」。

為什麼是捷運？

奧姆選地鐵，張文選捷運，這不是巧合。公共運輸系統代表什麼？陌生人的聚集地、「正常社會」的縮影、每個人都在趕著去過自己的生活、秩序、效率、現代性。

對這些攻擊者來說，這正是他們想要破壞的東西。「你們都過得好好的，每天上班下班，有家可回，有朋友有未來。而我什麼都沒有。那我就要破壞這個『正常』，讓你們也感受一下恐懼和崩潰。」這是一種扭曲的平等化——既然我得不到，那誰都別想要。

空軍訓練讓他知道怎麼「執行任務」

張文的軍事訓練背景讓這件事更加可怕。他知道怎麼執行任務：目標選擇要考慮人流量和象徵意義、裝備準備要充分、行動路線要規劃清楚、最後還要有終結方式。這不是普通人能想到的。他把自己真的當成在執行一個軍事行動，只是這個行動的目的已經完全扭曲了。

而且軍人訓練還有一個特點：去人性化。軍隊訓練你把「敵人」視為目標，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當張文把整個社會視為敵人時，這種訓練出來的心理機制就變得非常危險。他可能真的不覺得那些人是無辜的。在他的認知框架裡，「你們都是害我變成這樣的共犯」。

這種事能預防嗎？

奧姆真理教事件後，日本社會花了很多年反思。他們發現，那些加入邪教的人很多都有一個共同點：在主流社會裡找不到歸屬感和意義。村上春樹訪問教徒時發現，很多人說「教團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被需要、被理解的地方」。

張文沒有教團，但他也在尋找意義。當正常管道都失敗後——軍人身份被奪走、社會地位崩潰——他建構了一個扭曲的意義：透過暴力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那怎麼預防？不是安檢，一個決心赴死的人任何安檢都擋不住。關鍵在於不要讓人走到這種「意義真空」的狀態。

張文2022年被汰除，這種問題退伍軍人應該要有輔導機制對吧？不只是踢出去就算了。軍人失去身份後的心理衝擊是很大的，需要協助他們重新建立平民身份。而且一個通緝犯可以在台北自由活動五個月，這本身就很離譜。

還有更根本的問題是社會對「失敗者」的態度。酒駕被汰除就沒人要用，然後逃教召變通緝犯。這個下滑的軌跡，每一步都在把他推向社會邊緣。有沒有任何一個點可以拉他一把？

我不是說要同情他，他做的事無法原諒。但如果我們想預防下一個張文、下一個鄭捷，就必須理解這個心理機制：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在正常社會裡永遠沒有未來，暴力就變成了唯一能證明自己「還算個東西」的方式。

這不是為他開脫。這是冷靜地分析：為什麼一個27歲、受過軍事訓練、本來應該保衛國家的年輕人，會走到這一步？

答案不簡單，但如果我們不去面對，那就只能等下一次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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