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孩子？野孩子？成大吳玫瑛以「兒童文學」閱讀大人世界

《阿輝的心》由小學生雜誌社於1965年所出版，是林鍾隆的代表作之一。透過少年的眼光，帶領讀者看見五零年代的臺灣農村生活。此封面圖為1999年富春版。(圖片來源/授權轉載自人文.島嶼，拍攝／馬藤萍，下同)

《彼得潘》、《綠野仙蹤》還是《小王子》？提到兒童文學，我們多半會想到那些帶有天真爛漫、奇幻冒險與自我成長等元素的故事。兒童文學既是孩子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也能讓大人重溫童年。

不過，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吳玫瑛教授表示，它確實包含這些內容，但遠不止於此。「兒童文學所書寫的不只是孩童時代的美好歡快，更包含了大人世界的難題。此外，一般讀者對兒童文學的認識，以外國作品居多。但臺灣其實也出版了不少經典的兒童讀物，我們更有自己的兒童文學發展脈絡。」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吳玫瑛教授。 (拍攝／廖唯佑)

當大人眼中的「好孩子」？

臺灣「兒童文學」概念的成形可謂始於戰後。1964年，當時的省政府教育廳成立了「兒童讀物編輯小組」，之後又開設兒童讀物寫作班（1971）等，大幅提升了臺灣兒童讀物的編印與創作。「兒童讀物編輯小組」從1965年直至2002年遭裁撤為止，將近40年間共出版近千本兒童讀本，也培養了戰後第一代的本土兒童文學作家，像是林鍾隆、鄭清文、林武憲等。

吳玫瑛發現，1960年代的兒童文學作品，普遍都帶有「好孩子」的形象特色。她解釋：「當時戒嚴的時代背景，社會氛圍相形保守，由官方出版的兒童讀物，多帶有教化功能。故事裡的主角，經常是乖巧順從與善解人意的模範孩童。」

這個「模範兒童」形象，可以林鍾隆筆下的「阿輝」為代表。在《阿輝的心》（1965）故事裡，小學五年級的阿輝因父親病逝，母親至臺北幫傭謀生，只得輾轉寄住在舅舅家。儘管寄人籬下，且並未受到善待，阿輝仍一心向學，卻又因優異表現招致排擠、嘲諷。每每遇挫，都不低頭，反倒更加努力。

今天的一切表現，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即使人家不笑話他，他也不願意把壞印象刻在别人—一新老師、新同學的腦子裏。他最不願意被人瞧不起，他能做的，他要盡量做得好些，令人敬佩。

轉學的第一天，阿輝對自己的這番惕勵，展現了他不願落人後的強烈自尊心，甚至在進入教室後便拿起書來讀。除此之外，作者也透過同儕欺負、遭親戚冷落等情境，來不斷強化阿輝內斂克己、逆來順受的堅毅形象。

「以大人的角度來看，這何嘗不是我們認為『好孩子』應有的樣子？也是臺灣早期貧苦農村社會中，青少年奮發向上的典型故事。在貧困、欺壓之下，還是能夠樂觀積極面對生活。」

但吳玫瑛也指出，阿輝種種早熟的行為，且近似「完人」的孩童形象，於今看來也過於夢幻。阿輝無疑是所有人眼中的「理想兒童」，但他與年齡不符的成熟懂事，對現今讀者而言，似乎少了一點小孩本該擁有的純真。

解嚴之後，「野孩子」正流行

進入80年代，隨著臺灣經濟發達、戒嚴結束（1987），創作風氣更加自由。這時期的兒童文學，同樣富有時代特色。吳玫瑛笑著說：「『野孩子』要出現了！」

「若說兒童文學中對『好孩子』的描繪，是大人（政府）對孩童（人民）的期許，那麼『野孩子』的出現，就是要來戳破美好童話。同時更要提醒讀者，在現實社會裡，並非所有小孩都是幸運的。」

吳玫瑛認為張大春的《野孩子》（1996），便寫活了當時的「另類兒童」形象。在小說裡，張大春將自己帶入蹺家少年「大頭春」的第一人稱視角：父親無故失蹤、母親長期投心於事業，還在學校被主任誣陷燒毀考卷，最終憤而逃家，與一群無家可歸的少男少女在外流蕩。其中，對於街頭生活的描述，不少來自張大春擔任記者期間的見聞，具有一定的現實基礎。

「在外人眼裡，大頭春只是個混跡於黑社會的小流氓，與『好孩子』的特質相去甚遠。但藉由大頭春的故事，讀者得以了解一群被迫早熟的孩子，如何流轉於廢車廠、貨櫃、旅館、港口等非家場所。只因長期缺乏正常家庭的溫暖，才成為了令大人嫌惡、也嫌惡大人的問題少年。」

《野孩子》為第一人稱敘事小說，透過青少年直率不做作的口吻，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 (拍攝／馬藤萍)

我不知道：我爸爸如果在很遠那個地方的一家7-11門口站了一下、看見那張幾萬個小黑點點成的我的照片、他會想些什麼？也許他會這樣想：哇靠！我兒子跟我一樣、也落跑了！也許他會想：哇靠！大頭的頭怎麼變得這麼大？大得嚇死人！⋯⋯也許，我爸爸根本就不會注意到7-11門口的大玻璃上貼的那張大海報；他祇是走進去，跟裡面的小姐說：「七星一包。」

與良善的阿輝不同，大頭春的想法經常「政治不正確」且憤世忌俗。他對母親「登報尋子」的行為感到嗤之以鼻，也不在乎那位缺席的父親。這讓我們不禁反思，「野孩子」的叛逆是與生俱來的嗎？抑或他們的行為舉止，也正是大人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此外，透過叛逆青年的雙眼，我們更看見了「臺灣經濟奇蹟」時代下的社會陰暗面。這樣的對比性極強，也十分諷刺。

吳玫瑛認為，這正是兒童文學的魅力之處，看似以小孩子為主體，但涉及的主題往往很嚴肅。「有時候，用孩童的視角與口吻去處理大人的議題，反而更具有當頭棒喝的效果。」

說給全世界聽的臺灣童書

「好孩子」與「野孩子」除了作為臺灣兒童文學的演變標誌，也是不同時期臺灣社會概況的投射。但進一步思考，臺灣的兒童文學只能用來探討內部問題嗎？

吳玫瑛指出，面對全球化，本土作家要處理的事情自然也擴大了。過去，臺灣人要適應的是解嚴前與解嚴後的社會變動。但千禧年之後，多元文化衝擊之下，「身分認同」成了全人類都要面對的挑戰。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臺灣的兒童文學開始走向國際化。

這樣的轉折，吳玫瑛為我們分享了獲多項國際肯定的兒童繪本——《Guji-Guji》（2003）。由臺灣作家陳致元所創作，講述一隻生長在鴨子家庭裡的鱷魚Guji Guji，從小鴨媽媽對牠和其他小鴨就是一視同仁，受到同等的關愛與訓練，因此Guji Guji從來不覺得自己和鴨子有什麼區別。

直到有天，牠遇到了三隻不懷好意的鱷魚，被嘲笑不知道自己是誰，竟跟一群鴨子生活，更被慫恿是鱷魚就應該要把鴨子吃掉才對！這刺激了Guji Guji開始思考，自己到底是「鴨子」還是「鱷魚」？最終，Guji Guji找到答案——牠既不是鴨子也不是鱷魚，而是一隻獨一無二的「鱷魚鴨」。同時，Guji Guji也選擇保護自己的鴨子家庭，趕跑鱷魚。

吳玫瑛說道：「在這部作品裡，看不到任何一個在地文化元素。但Guji Guji對自我身分的探索，不僅臺灣讀者可以感同身受，甚至被放到全世界任何一個民族及文化語境中，都能引發共鳴。」

「更進一步來說，《Guji-Guji》既是在地的（local）又具全球性（global）。今天，我們走在街上，時不時可以碰見用流利中文跟你說『我是臺灣人』的西方臉孔，又或者是半句中文不通的華裔人士。」

面對此場景，我們是否會納悶，怎麼這些人好像跟我一樣，卻又有點不一樣？而這也不正呼應了Guji Guji的問題——牠過著鴨子的生活，卻有個鱷魚的外表。

也因此，吳玫瑛認為，儘管《Guji-Guji》是寫給年齡更小的讀者，但作者所欲探討的問題其實「很大人」。他寫出了Guji Guji充滿掙扎與困惑的過程，且結局也並未直接讓Guji Guji對自己的身分歸屬選邊站，而是以「多元文化共存」（及其疑難）作為一種答案。

在《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中，吳玫瑛透過東西方理論等多元視角，對戰後臺灣兒童文學提出更豐富的研究論述與反思。 (拍攝／馬藤萍)

採訪尾聲，吳玫瑛笑著問道：「在認識了幾部作品之後，你們還會覺得兒童文學只是給小孩讀的『童話故事』嗎？」

兒童文學並非只是某種被簡化的知識讀物，其中有不少故事內容都帶有對大人世界的批判和挑戰。特別是在閱讀臺灣的兒童文學作品時，我們很難不察覺到故事及其處時代背景的關聯性。

「所以，哪怕成為大人了，我們仍需要閱讀兒童文學。用『小一點』的眼光看世界，同樣會有很深刻的體驗。」

研究來源

吳玫瑛（2019）。圖像敘事與跨文化（再）生產——當代台灣繪本的「世界文學」想像。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吳玫瑛（2012）。從「好孩子」到「野孩子」：台灣少年小說的童年論述與文化想像。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採訪撰稿／徐瑜棉

攝影／廖唯佑

編輯／馬藤萍

本文轉載自《人文島嶼》。原文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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