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右轉下的稅改錯位：台灣為何留不住高階人才

台灣歷次稅改幾乎都是「打假球」。政府為迎合低薪選民的情緒，刻意塑造高所得者為既得利益者，卻不敢觸碰真正的核心議題。（圖片來源／信傳媒資料庫）

全球正處於「右轉」浪潮，貿易壁壘加深、供應鏈加速在地化，代工產業正面臨更高的進入障礙。各國紛紛強化製造業本土化與人才競爭力，所得稅負擔因此成為吸引高階人才的重要關鍵。
全球右轉浪潮下，高所得稅制成為人才競逐關鍵
以美國為例，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全面下調聯邦個人所得稅率，最高稅率降至37％，同時大幅提高各項抵減額。此舉特別有利高所得族群，因為邊際稅率下降幅度最大，有助於留住與吸引高階人才。相對之下，賴清德在《國政報告》中主張「由前1％高收入族群承擔主要稅收」，釋放出兩個訊息：其一，政府對高所得者並不友善；其二，政府選擇以高薪勞工作為稅改焦點，卻忽略了台灣長期「資本家特權」的扭曲結構。
台灣的根本問題不在稅制設計，而在「資本與勞工的分配失衡」。根據統計，台灣製造業中資本家取得的利潤比例接近50％，批發零售業更高達60％，為全球最高水準。相比之下，全球平均分別僅約20％至30％、30％至40％。這也解釋了為何台灣人均GDP亮眼，但勞工實質薪資卻停滯不前──GDP成果大多被資本家所攫取。台灣GDP成長率名列前茅，但勞工收入分配卻居全球倒數。
資本壓倒勞工，台灣分配結構全球最失衡
更令人詬病的是，台灣的稅制對勞工極不友善。台灣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達40％，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相較之下，香港僅17％、新加坡20％。就連經濟量體約為台灣兩倍的南韓，其40％稅率門檻約為年收650萬元，仍高於台灣的498萬元約三成。
高稅率搭配低薪環境，使外資企業逐漸撤離，特別是高薪外資金融業幾乎絕跡。如此高稅低薪的環境，不僅難以吸引國際人才，也使台灣永遠停留在依賴第三世界勞動力的階段，無法進行產業升級與創新轉型。
高稅低薪環境，逼走國際人才、掏空產業升級
反觀資本家，企業稅率僅20％，股票資本利得更免稅。資本家普遍將資金投入房地產，但地價稅以公告地價為基準，持有成本極低。此外，他們常以自設投資公司操作資產，無論房租、房產交易所得或股利收入，均可適用公司稅率20％，甚至將餐飲、交通等開支列為營業費用，進一步降低稅負。實際上，資本家的有效稅率往往不到20％，反而比承擔40％稅率的高薪勞工更低。這正是台灣貧富差距擴大的真正原因。
台灣歷次稅改幾乎都是「打假球」。政府為迎合低薪選民的情緒，刻意塑造高所得者為既得利益者，卻不敢觸碰真正的核心議題──提升勞工在GDP分配中的比重，與調整資本家稅負結構。從房地合一稅2.0、央行限貸令，到租賃專法修法，實際影響的往往是受薪階層，而非透過公司架構持有資產的資本家。政府一邊剝削高所得勞工，一邊喊著要打造「亞洲金融中心」、「亞洲轉運樞紐」，格外諷刺。

資本家享稅制特權 政府打假球改革難解貧富差
當全球普遍下修高所得勞工稅率以吸引人才、促進產業在地化時，台灣卻逆勢而行。除了AI產業鏈外，多數產業在「反全球化」趨勢下皆面臨嚴峻挑戰。根據高盛最新報告，AI產業在未來一至兩年內可能出現泡沫化風險，屆時對台灣經濟的衝擊恐將深遠，而政府仍沉浸於短期榮景，未見任何預防措施。
台灣主要政必須正視這個現實：若要留住國際人才、推動產業升級，所得稅制度應與香港、新加坡接軌。當政府擴大納稅範圍、將各類所得併入個人所得稅時，應同步調降稅率，避免資本家利用「紙上公司」進行稅負套利。政府亦應要求企業提高勞工分紅比例，並定期檢視薪資成長與企業盈餘成長之落差。同時合理提高資本家在股票與房產的持有成本，使資本與勞動的利益分配更趨國際化，方能促進台灣經濟長期穩定的發展與轉型。
（以上言論不代表信傳媒立場）
作者  E.Y. Liang
屢獲大獎的資深資本市場操盤人。他深入拜訪數百家上市櫃公司，長期觀察總經，以實戰經驗結合宏微觀視野，提供深度前瞻的台灣市場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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