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搭没一搭的进了电影院。对于《孔雀》这部电影，虽然已经有很多人说过,声讨过了，赞赏过了，但是我没有提起多大的兴趣，原因在于我当时处于极度嚣张的自我摧残之中，于是，等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然得奖僚，就这我还是无意间迈进电影院的。不夸张的说,这是2004年中国最好的电影,也是近两年来,最残酷的一部，比<可可西里>好太多.它努力成为一部心灵史诗。很多时候,它做到了,只是在结尾被一下子打回原型。电影很完整的被分成两个部分。在弟弟回来之前,这是一部杰出的电影,弟弟回来之后,它变得平庸了。
人的命运总是叫人慨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奠定了一生的基调。一个内陆小城,智障的哥哥,理想主义的姐姐还有一个瘦弱而悲观的弟弟。他们要做的不只是在家里突围出去,而是突围出那个时代,过他们想要的生活。年轻的心,在一次次突围失败和自我煎熬,被消耗了,于是选择成为他们的父辈。也就是他们曾经最鄙夷的人们。很像<<站台>>，但是戏剧性比<<站台>>强很多。《孔雀》把时间放在1977年～1984年间的安阳，但是并不强调“这一个”城市如何，电影里的城市有中国中小城市的共性，一家五口人在“三个孩子青春最飘摇的一刹那”的故事其实也带有那个时代人共有的特征。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弟弟的故事构成三段式结构，纠缠在一起，“几个人在对方的故事中起死回生，两个人陪着另一个人再生活一遍”，弟弟和哥哥见证了姐姐参军无望结婚嫁人追逐梦想，弟弟和姐姐陪着哥哥被人欺负结婚成家，唯独弟弟差不多是孤独成长的，然后就在他缺席的这段时间，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变化若干年后他回家，成了一个“小老头”，带回一个比自己大的女人和她的孩子。
张静初的姐姐对于青春的残酷和热望，使我这个脆弱的心灵不忍卒看的掩目。有一场戏:姐姐和弟弟蹲在一堆西红柿的两侧挑拣着。姐姐挑着西红柿。她已经默默地哭着，泪水滔滔而下。弟弟没有觉察，埋着头仔细地挑选着西红柿。画面隐黑…… 张静初认为姐姐这个角色让她一只脚迈进了表演的门槛。姐姐，小城的“异数”，她非常牛，居然能掩耳盗铃过一辈子。张静初觉得这个人“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另一边挑西红柿的弟弟其实早就看透人生，以至于一夜之间变沧桑。姐姐参军失败后，自己做了一个降落伞，绑在自行车后从大街上骑过。它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受到置疑，顾长卫也并不认为那是一场写实的戏，而是写意。顾长卫尽量把影片拍得平淡和朴素。他说自己“这两年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也是个小人物”，也并不是“才华横溢，有创造性的人”。
那个瘦弱神经质的男孩，在任何一个乡镇的台球厅前都能瞧见那副自以为是的嘴脸。若干年以前我一定也是那种自信偏执神经质兼带羞涩不知天高地厚的表情，但现在看见那种表情，并没有重温的熟捻亲切，我就恨不得大嘴巴抽过去，抽到他们也就是十几年前的自己身上。青春，一定是需要毁尸灭迹的。在弟弟的眼里，父母忽略了自己，把心思放在有脑病的哥哥身上。他买了一包老鼠药，半夜起身偷偷放进哥哥床头的水杯里。姐姐看见了，把水倒在地上。爸爸也看见了，但什么也没有说。一家五口吃着饭，气氛很压抑。妈妈忽然起身，到鹅笼子边抓出一只鹅。妈妈又回到桌边，一手揪着鹅，一手把自己的碗放到地上，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包。纸包和姐弟俩买的鼠药一样。一家人诧异地看着妈妈。妈妈把药倒进碗里，搅拌几下，按着鹅让它吃下去。鹅不一会儿挣扎起来，继而瘫软在地上不动了。这家人都煞白脸看着这一幕。妈妈盯着鹅不作声，眼泪下来。弟弟起身进屋。那只白色的鹅无力地摇着头，长颈折来折去终于死去，这段戏成了《孔雀》最震撼人的一段戏。它点题地写到了死亡。死亡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一种彻底的中断，永远没有挽回的余地。
伟大的时代在我们这里拐了一个弯,然后便裹挟着那些伟大的人物呼啸而去.
而没有坐上班车的你我,只能回到小城继续做一个普通人.
在每一个冬至或者秋分的节气,遥想那些城南旧事.
顾长卫客串了一个瞎子,一闪而过.
姐姐见到初恋的请人,世俗无比的带着孩子,啃着馒头.
鼓起勇气走上去,为了求证当年的一段梦想.
而他却说:你贵姓?
憋了很久的姐姐终于在菜摊前爆发出来,痛哭流涕.
30岁的脸庞留着20岁的眼泪.
一旁的弟弟无动于衷地继续挑选西红柿.
顾长卫说：生如孔雀，尽管一生再黯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可以等到开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便足以将生命照亮。
“其实人与人之间一生都在互相观赏，某个人的喜讯与丑闻，落魄与荣华，四周人尽收眼底。我们彼此都像动物园笼子里的动物，被人们观赏，我们所有的人都像孔雀，身上长满故事，一生中经历过的爱恨情仇，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人生。”用尽心思的，并没有得到什么完美圆满的结局。残障弱智的，也有可能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爱情是罪恶，当你在尘埃泥泞中追求云朵的飘逸之时未必就不是罪恶。造化弄人啊造化弄人啊。不想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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