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險吞噬兩兆資本：應重建台灣壽險業的資本韌性

壽險產業的海外投資規模已突破新台幣 22 兆元，其中近九成為美元債券，國外投資占可運用資金比重高達七成。（攝影／鄭國強）

壽險產業的海外投資規模已突破新台幣 22 兆元，其中近九成為美元債券，國外投資占可運用資金比重高達七成。然而面對如此龐大的外幣部位，我國在會計處理與外匯監理上卻未充分考量壽險業的結構特性，僅機械套用國際準則而缺乏本土化調整，導致產業長期陷入昂貴且扭曲的惡性循環。為追求每月財報的短期穩定，壽險公司近十年付出超過兩兆元避險成本，遠超過同期僅四千億元的增資規模。這不是強化風險管理，而是在制度框架下持續削弱本土金融體質。

海外投資規模龐大，制度扭曲成本驚人

問題根源在於 IAS 21 要求外幣資產每月以期末即期匯率重估，即便是預計持有到期、缺乏短期流動性的 AC 類資產也一視同仁。這項規定忽略了壽險業保單負債多為數十年期的經營本質。對持有到期的長天期美元債而言，每月即期匯率的短期波動對經濟實質幾乎毫無意義，卻因會計制度被放大為淨值波動，迫使企業被動提高避險比率。這種形式凌駕實質的作法，不僅偏離「允當表達」原則，更扭曲財務面貌，讓企業背負沉重且不必要的避險成本。

更令人憂心的是，央行長期未正視壽險業外匯避險壓力所造成的結構性扭曲。壽險公司每筆國外投資在匯出時就必須決定避險比率，向央行申請避險，新台幣兌美元市場可用工具多為三到六個月的短期換匯（CS），資金未匯回前，避險部位不得輕易解除，只能不斷展期（rollover），實質上將業者鎖定在高避險比率之中。

IAS 21 規範忽略壽險長期特性

相關數據清楚揭示制度不當造成的真實衝擊。自民國 111 年至今年 9 月，美元兌台幣升值 10%，原本應為壽險業帶來可觀匯兌利益，卻因避險成本高達 1.1 兆元，最終反而造成 1.2 兆元淨匯損。112 年匯率大致持平，仍因約 3,600 億元成本造成逾 2,200 億元虧損；113 年美元升值 6.7%，卻依舊因成本過高而虧損超過 3,000 億元。匯率漲也虧、平也虧，甚至匯率有利仍虧，制度卻從未因此被檢討，壽險業也始終未獲得具體改善措施。

期限錯配則是另一個結構性風險來源。壽險業持有的美元債多為 15 至 30 年期，但可用避險工具幾乎全是三個月、六個月的 CS 與 NDF。每次展期都必須重新支付利差與手續費，利差擴大時負擔更為沉重。2008 年 CS 成本曾高達 5.2%，今年 6 月 NDF 一度突破 9%。在短天期工具無法有效涵蓋長期曝險的情況下，避險並未真正降低風險，反而成為企業持續流失資金的黑洞，使體質愈避愈弱。

值得注意的是，IFRS 在 IAS 1 第 19、20 段已明確規定：當特定準則的適用不利於呈現經濟實質時，企業應採用更忠實反映本質的處理方式。然而台灣在實務上卻忽略這一精神，只求形式上與國際一致，卻未審慎檢視產業結構。當制度為了避免帳面波動而迫使企業採取高度不經濟的避險安排時，制度本身已成為潛在的系統性風險來源。

改革迫在眉睫，回歸資本韌性

真正的風險管理在於累積資本韌性，而非用高成本工具試圖抹平所有波動。若壽險業每年能將部分避險成本轉為增厚自有資本，即便每年僅挪出三分之一，十年就能累積一兆元，足以承受如今年五月新台幣急升 10% 這類短期衝擊。相比之下，現行高避險策略不但無助於強化體質，反而持續削弱壽險業面對長期風險的能力。

過去十年間，台灣壽險業因過度避險付出逾兩兆元成本，產業並未因此更穩健，反而因成本侵蝕與制度扭曲而變得更加脆弱。當制度以「接軌國際」「防範風險」為名，卻忽視本土產業特性，讓壽險業被迫承擔過高避險花費時，實際上正提高金融體系面對重大外部衝擊時的脆弱度。受影響的不只是壽險公司，更包括數百萬保戶與整體金融穩定。

改革已刻不容緩。台灣必須重新檢視外幣資產在會計上的呈現方式，讓長期持有的 AC 類部位能以更符合經濟實質的方式反映，而非被即期匯率的短期波動綁架。央行也應跳脫盈餘上繳交國庫之目標，主動協助企業能以合理方式管理長期外匯曝險，而非被迫落入高成本、低效率的制度陷阱。唯有鬆動僵化制度、回歸風險與資本韌性的本質，台灣壽險業才能走出長期削弱體質的循環，真正建立具國際競爭力的穩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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