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家示警民主世界最大危機 史迪格里茲：不平等正成全球引爆點

當前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直言，未受節制的資本主義正與民主價值產生衝突，而不平等的擴大已成為各國共通承受的重要壓力。

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 2001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任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也曾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日經亞洲》於 11 月 15 日刊登他的專訪文章，他談及壟斷力量削弱競爭、貿易協定反映企業與金融利益、移民限制延後物價壓力，並指出成立國際不平等小組（IPI）與重檢全球儲備體系的重要性。

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的張力正在升高

史迪格里茲指出，資本主義強調自利與短視，民主則依賴社群與合作；原本被視為互補的兩者，現今愈來愈顯露出脫節。競爭理應是資本主義的根基，卻在壟斷累積下逐漸弱化。當經濟權力集中轉化為政治不平等，民主制度便受到侵蝕。

他推動的國際不平等小組（IPI）將以類似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的模式運作，試圖釐清不平等的成因並提供政策參考。儘管經濟學界向來多元，但對財富極端累積與不平等惡化的趨勢已難再否認。

紐約的「可負擔性」壓力凸顯城市脆弱點

談及紐約市長當選人曼達尼（Zohran Mamdani）提出的租金凍結與加稅政策，史迪格里茲表示大致支持。他指出，薪資與生活成本的差距使「可負擔性」成為紐約市民的核心焦慮。

租戶一旦入住，受到家庭與社區因素限制，往往難以搬遷；房東因而擁有明顯的市場力量。在此結構下，租金穩定化可降低租戶面臨突發性負擔。

至於企業界對再分配與管制傷害成長的擔憂，他反駁道，更平等的政策與更穩健的經濟表現往往同時出現。健康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勞動力能提升生產力，這已是政策研究中反覆驗證的結論。

傳統媒體仍是民主的制度支柱

在社群媒體加速極化的背景下，史迪格里茲強調傳統媒體的重要性。他認為，傳統媒體在民主中的角色類似央行在金融系統中的位置，屬於維持制度運作的公共財。

公共資助確實需謹慎設計，但瑞典與挪威的經驗顯示，若採非政治化方式執行，仍能維持媒體的獨立性與可信度。

關稅與移民政策暴露深層結構問題

對於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以關稅與移民限制指稱美國遭受剝削，史迪格里茲認為，這反映民眾多年面臨收入與健康停滯的挫折，使外部責任更易成為焦點。但壟斷、醫療制度、教育體系與勞動力流動性等結構性問題，才是美國真正面臨的挑戰。他並指出，類似的遷怒情緒也出現在其他國家。

雖然高關稅與移民限制未立即推升通膨，部分原因在於美國多項產業依賴移民，包括農業、建築、醫療照護與餐飲等。一旦勞動力緊縮，工資與物價最終仍可能向上調整。

目前投資集中於 AI、資料中心與能源領域，雖支撐整體數據，但帶有泡沫風險；若無這些投入，經濟表現將更疲弱。降息無法補充勞動力，也無法改善稀土等供應瓶頸，因此難以解決當前的結構性放緩。

從 TPP 到美元地位：全球經濟架構重新排列

史迪格里茲區分「自由貿易」與「受管制的貿易」。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版本中對學名藥取得的限制反映大型製藥企業利益；美國退出後，亞洲國家刪除相關條款，他認為新版本更具一致性與公平性。

談及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他認為其使用比例將下降。若歐元的可信度更高，美元的角色可能受到進一步削弱。然而，日本規模較小、中國仍有限制、歐洲信心不足，使各國持續增加黃金與其他資產配置，其中中國的調整尤為明顯。

當被問及是否需要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史迪格里茲指出，替代方案確實存在。他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後替聯合國撰寫的報告中提出全球儲備體系的可能性，而凱因斯（John Keynes）提出的「班柯」（Bancor）概念至今仍具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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