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紐約時報連發戰爭警告：真正危機是民主失能

從 12 月 8 日起，《紐約時報》編輯委員會已經連續六日，以不同角度反覆申論戰爭與軍事議題。這些社論不代表個別作者立場，而是《紐時》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之一的主流媒體，頗不尋常地試圖向美國政治菁英與政策圈發出特殊訊號。

在這些社論裡，《紐時》編委會密集討論未來戰爭型態、美國軍事體系的失能、國防工業的萎縮，以及這些問題如何反過來侵蝕民主制度。合併閱讀這一系列文章，可以清楚看出其核心論點：美國正面對一個關鍵的戰爭轉型期，但軍事制度、工業能力與政治想像，仍深陷過去成功經驗之中而不可自拔。

這樣的判斷，與編委會本身的制度角色密切相關。目前由意見版主編 Kathleen Kingsbury 與首席編輯 David Leonhardt 領軍的編委會，一向以制度與政策分析見長，而非情緒動員。正因如此，當這個團隊反覆聚焦同一主題，往往意味著其已被視為國家層級、迫切且不可迴避的結構性問題。

編委會的第一個關鍵判斷，是戰爭本質已經改變。未來戰爭衝突將愈來愈取決於人工智慧、無人系統、供應鏈韌性與快速製造能力。戰爭節奏更快、門檻更低，創新也不再集中於少數國家或大型軍工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中，優勢來自制度能否快速調整，而非單一昂貴武器的象徵性存在。

問題在於，美國的軍事體系仍高度依賴成本高昂、結構脆弱且難以大量生產的武器系統。全球最高的軍費支出，並未轉化為相應的作戰彈性；冗長的採購程序、集中的防務承包體系與僵化的軍事文化，使美軍在高強度衝突中反而顯得遲鈍。這也是編委會反覆點出的矛盾：花得越多，調整能力卻越低。

此一制度批判，在〈為什麼美國軍方需要自我革新〉一文中被推向更具體的現實層次。該文揭露，五角大廈淨評估辦公室完成的《優勢簡報》，以中國可能在 2027 年前對台動武為核心情境進行兵棋推演，而結果反覆顯示美軍處於劣勢。美國倚重的戰機、航空母艦與衛星，在面對對手以廉價、分散、可大量生產的武器體系時，顯得昂貴且難以承受損耗。

然而，正是在這裡，來自另一些批判者的質疑，值得被一併納入討論。獨立評論者 Caitlin Johnstone 即指出，《紐約時報》這類論述，表面上是在反省美國軍事失能，實際上卻可能在無意間完成另一項政治功能：將戰爭風險正常化，並把問題重新包裝為「如何更有效地準備（對華）戰爭」，而非「如何避免（對華）戰爭本身」。在這種敘事框架中，對軍事體系的批判，最終仍可能導向「更聰明的軍事擴張」，而不是對美國全球軍事角色的根本反思。

Caitlin Johnstone 的提醒並非沒有道理。美國媒體長期以來確實習慣在「是否足夠強大」的軸線上討論安全，而較少質疑「是否過度軍事化」本身。然而，若因此將《紐時》編委會的整組社論簡化為鼓動戰爭，恐怕同樣失之偏頗與粗糙。事實上，此一系列文章最突出的焦點，並非主張對外動武，而是凸顯軍事體系失能所帶來的內部政治後果：當國家安全焦慮升高、民主制度卻無法有效回應時，民主自由即可能在恐懼中讓位於效率與權力集中。

這種對民主風險的警覺，也不只停留在社論層次。近期五角大廈修訂記者證政策，要求媒體在報導軍事議題時，必須服從「經過審核的脈絡」，否則可能面臨採訪資格受限或懲處。這項政策，被視為在軍事擴張與安全焦慮升高的背景下，試圖進一步收緊資訊流通的管道，也引發美國主流媒體對新聞自由與民主倒退的高度警惕。

《紐時》即公開拒絕簽署修訂後的記者證政策，直言該政策威脅懲罰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正常新聞採集行為。自政策公布以來，《紐時》持續表達憂慮，認為此舉將實質限制記者報導美國軍方的方式。五角大廈每年動用近 1 兆美元的納稅人資金，公眾理應有權了解政府與軍隊的實際運作，而非只能接收經過官方篩選的敘事。

事實上，這場辯論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只是「美國是否準備好打仗」，而是美國是否仍有能力在高度軍事壓力下，維持一個可被社會信任、能自我修正的民主體制。這也是為何編委會反覆論證軍事改革與民主風險，而非單純討論武器與軍事預算。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些面向尤其重要。一方面，美國軍事轉型的成敗，確實將影響台海嚇阻的可信度；另一方面，若將安全想像完全寄託於「盟友是否足夠強硬」，而忽略制度韌性、社會共識與民主治理本身，反而可能複製《紐時》所警告的那種結構性脆弱。真正值得借鏡的，不是美國是否擁有更致命的武器，而是它是否能在備戰的同時，避免讓戰爭邏輯吞噬民主。

從這個角度看，《紐約時報》編委會的密集發聲，並非單純的戰爭動員，而是一場仍在進行中的內部辯論。真正危險的，或許不是制度是否準備好迎戰，而是美國（或台灣）社會是否忘了，民主自由制度本身才是最需要被守護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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