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擋下了李登輝的兩國論入憲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首次公開拋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述，引發兩岸關係與國際局勢的劇烈震盪。當時，我擔任國大代表，成為第一線面對這場政治風暴的要角。也正是在那場驚心動魄的歷史關鍵時刻，我選擇了反對「兩國論入憲」，守住了台灣的和平與穩定。

當年，李登輝總統在拋出「兩國論」後，在高爾夫球場指示我要讓民進立委陳婉真等人提出的修憲案通過，也就是將「台澎金馬」限縮為國家領土範圍，實質上讓兩國論入憲。他沒有細談細節，只說：「你去找章孝嚴、黃昆輝問清楚。」當下我心知肚明，這項任務的背後，是極為龐大且複雜的政治意圖。

當晚的餐敘，我至今難忘。李總統高興地與大家舉杯，特別對我說：「蔡志弘，你要當大政治家，就要有氣魄，要乾！」那一刻，我心中不只感受到壓力，更明白他話語背後的深意——要我配合推動那項修憲案。

但作為曾任國民團書記長，我不只背負的責任，更背負2300萬人民的安危。我冷靜地分析情勢，隨後幾天我與來訪的美國國會議員與歐盟議員會晤，他們無不對「兩國論」感到震驚，甚至憂心忡忡。我很快意識到，如果將此論述推入憲法，勢必引發對岸強烈反應，台海恐面臨戰爭邊緣。

果不其然，北京隨即強烈反制，共軍迅速提升東南沿海戰備。就在這情勢一觸即發之際，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場大地震重創台灣。李總統也因此暫停了修憲計畫，轉而集中精力救災。這場天災，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除了一場可能的戰爭危機。

多年後，我閱讀到美方的解密文件，證實李登輝的兩國論後，大陸確實計畫奪取烏坵。我還曾與一位當年駐守烏坵的連長交流，他後來也當上了將軍。他說，那時情勢危急，部隊曾經禁止通訊一個月，官兵連遺書都寫好了，可見戰火一觸即發。

這些我親歷的歷史，後來也被國史館收錄於《李登輝僚屬訪談錄》，是我不願讓後代遺忘的真實教訓。這段經歷，不只是我從政的記憶，更是我投身公共事務，選擇堅守原則的見證。

今天，我宣布參選中國國民主席，並非一時衝動，而是出於對歷史的承擔與對台灣人民的責任。我深知，國民正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刻，內部組織鬆散、價值混亂、與基層脫節，亟需一場真正的改革與重建。我相信，一個有歷史經驗、有戰略視野、有堅定信念的領導人，能夠帶領國民重回正道，重新與人民對話，重建國民做為「中華民國守護者」的角色。

回顧1999年，我沒有選擇聽命行事，而是選擇堅守信念。如今，2025年，我同樣不願看到國民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迷失方向。因此，我要帶著這段歷史經驗與使命感，讓國民真正站起來，回應人民的期待。

我願意扛起這個責任，帶領國民走出困局，為台灣人民開創一條和平發展、繁榮共存的新道路。（作者為前國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