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活在純粹愚蠢的世界！」《衛報》長文剖析川普2.0時代：當愚蠢進入制度，人類該如何自救？

2006年的科幻喜劇《蠢蛋進化論》（Idiocracy）裡，主角誤闖500年後的美國，發現國家竟由一群白痴統治：總統是電視明星、醫生被機器取代，所有人愚蠢至極。當他建議用水而不是能量飲料灌溉農作物時，竟被判了死刑。《衛報》10月2日評論，這些看似荒唐的電影情節，卻在川普2.0時代真實上演──川普政府讓「愚蠢制度化」，社群平台與市場機制更進一步放大荒謬，把政客的蠢話變成無限循環的迷因。然而，「愚蠢時代」的救星並不是極速發展的AI，而是人類最初的想像力與判斷力。

從「後真相」到「愚蠢時代」

2016年川普初登白宮，美國和剛脫歐的英國同時陷入「真理恐慌」。《衛報》回顧，當時假新聞滿天飛、俄羅斯水軍操縱輿論，新聞專業權威一夕瓦解，自由派大聲疾呼「真理是否還存在？」牛津字典把「後真相」（post-truth）列為年度詞、韋氏字典選了「超現實」（surreal），川普顧問康威還硬生生創造了「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這個詞，把謊言說得理直氣壯。

結果，自由派喊打的「假新聞」卻反而被川普搶去當武器。他逮到機會就用「假新聞」回擊媒體，MAGA媒體更是不斷放大謊言。這正應驗了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的名言：「極權統治的理想臣民，不是死忠的納粹或共人，而是分不清真假的人。」

到了2025年，焦點已經轉移。川普還是老樣子在說謊，但大家早就對「謊言」麻木，開始直指「愚蠢」才是核心問題。《紐時》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寫了〈愚蠢的六大原則〉（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痛批政府「行事完全不問後果」；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這還能蠢到什麼程度？〉（How Much Dumber Will This Get?）一文中直言，最困擾她的不是虛偽，而是愚蠢；馬克思主義學者理查・西摩（Richard Seymour）更引用俄國政治家托洛茨基（Lev Trotskiy）的話：「當政治下行時，愚蠢支配社會思維」。

《衛報》點名川普第二任政府的「極度愚蠢」至少幾種表現：第一，是荒腔走板的無能，例如《大西洋》月刊的總編輯竟被「誤拉」進一個討論美軍行動的政府高層群組，成員包括副總統和國防部長；第二，是明知有害卻執意推動的政策，如加徵關稅、刪減醫學研究經費，結果只會帶來重創，連川普的金主與選民都討不到好處；最離譜的還是人事任命，川普讓反疫苗怪咖當上衛生部長，在小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推動下，猶他和佛州甚至禁止自來水加氟，這簡直是對人類進步的挑釁。

陰謀論還是純粹愚蠢？

《衛報》指出，川普第二任期的荒謬舉動，常讓人忍不住想：這一切會不會是精心設計的陰謀？當白宮誤把《大西洋》總編拉進討論軍事行動的群組，或是瘋狂加關稅時，社群媒體立刻出現各式解讀：這一定有隱藏的戰略，可能是刻意打擊美元、替某些財團鋪路。

然而越是繁複的解釋，反而替蠢行增添了「智慧」的假象。政治學者馬拉斯科（Robyn Marasco）提醒，陰謀論往往是一種對權力的迷戀，假裝自己在批判，卻其實在奉承。

因此也有人乾脆撕掉陰謀的遮羞布，直指川普與他的親信根本就是瘋子和一群無能的蠢蛋。當政治學的無法解釋，社會心理學、精神醫學，甚至隱含的社會達爾文式偏見，就會趁虛而入，把問題歸因於病態或基因。

這種場景很難不讓人想到2006年的電影《蠢蛋進化論》（Idiocracy）：美國社會由白痴掌權，看起來就像對川普時代的預言。但電影的假設其實相當醜陋──聰明人不生小孩，愚蠢的人拼命繁殖，最後社會被蠢基因淹沒。這種假設本質上是「優生學」思維，很難被自由派接受。但自由派其實也曾流露類似心態，像脫歐公投後，就有人說：典型的脫歐支持者大多垂垂老矣，等到脫歐真正生效時，很多人早就掛了。

期待政府的愚蠢自食惡果，不必靠陰暗幻想。愚蠢的經濟政策，最後一定會拖垮政治。英國就有前車之鑑：2022年9月，時任首相特拉斯（Liz Truss）把個人財經教條硬壓在債市之上，結果只撐了49天就被逼倉皇辭廟。很多人也寄望美國債市能成為對抗川普的最後防線，讓愚蠢政策被現實修理。但這無法改變川普根本性的缺陷：他完全不懂政策與後果的因果關係。

《衛報》提醒，愚蠢不應被簡化成心理疾病，而是社會系統的問題。《愚蠢悖論》（The Stupidity Paradox）就指出，愚蠢有時會滲進組織日常，扼殺創意與智慧。川普式的愚蠢則更惡毒，那是對大學、公共衛生和經濟數據的刻意攻擊。面對這種現象，必須從政治與社會層面正面回應，而不是用「理智」幫他塗脂抹粉，讓人誤以為蠢行背後藏著什麼高深戰略，最後反而掉進陰謀論的陷阱。

愚蠢如何被平台與市場放大？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早在1953年就寫過，當社會失去意義與常識時，「愚蠢」會蔓延到所有人身上，群眾和知識分子都將放棄判斷力，只會背誦口號或服從命令，不會獨立思考。

《衛報》認為，在當代自由社會，這種判斷力並非被獨裁者奪走，而是外包給市場與數據系統。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時也是知名政治哲學家的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相信，市場可以取代判斷力，只要市場運作順暢、價格自由形成，每個人只需滿足自己的欲望，不論聰明人或笨蛋都能活得不錯。

進入21世紀，這種主張被套用在「大數據」上：一切都能被量化，人類思考不重要，只要演算法能辨識就好。然而，大型語言模型提供的不是判斷和智慧，而是資料處理和數據對比能力，一旦超出數據庫範圍，它就會開始造假，產生一種「聰明又愚蠢」的詭異感。

技術企圖「超越社會」的野心並不新奇，從1957年蘇聯的史普尼克（Sputnik）人造衛星升空，到今天馬斯克的星鏈，科技菁英推崇用「超然視角」來觀測地球，貶低人類的世俗判斷。馬斯克甚至能在「美援署花5000萬美元在加薩買保險套」的虛假聲稱被揭穿後，淡淡地說一句「我有時候有會說錯啦」。

當人類活動全面轉移到網路平台，「真」和「假」都只是數據，錯誤訊息的影響不輸正確訊息。今年4月，一則「川普將暫停關稅」的假消息，讓標普500指數先飆6%又跌回去，最後被查出只是瑞士一個假帳號Walter Bloomberg散佈的謠言。在這樣的網路世界裡，一切被壓縮成「行為模式」，意義和動機早已不重要，政治學者南希·羅森布魯姆（Nancy Rosenblum）和羅素·麥爾海德（Russell Muirhead）把這種現象稱為「新型陰謀論」（new conspiracism），並且做出非常精彩的分析。

經典陰謀論常靠繁複的因果鏈來追求連貫，而「新型陰謀論」則完全放棄解釋，只剩指控與重複——「很多人都在說」就等於真實，一如川普口頭禪。它的基礎是數位平台與陰謀網紅，像「匿名者Q」或「桑迪胡克校園槍擊案是騙局」這類陰謀論，只是為了製造流量、鞏固偏見，追求觸及與收益。

《衛報》認為，我們要走出「真理恐慌」，才能看清當下的「愚蠢政治」。共和政客談關稅、疫苗或移民時，很多說法其實只是轉發社群迷因，源頭往往是川普或小甘迺迪。有些說法是宣示效忠（像是堅稱「大選被偷走了」），更多則荒唐病態，像是認定洛杉磯大火或空難「都是多元共融政策（DEI）的錯」。

想像力才能拯救愚蠢時代

漢娜・鄂蘭區分人類理解有兩個層次：一種是「初步理解」，把既有概念套進眼前情境，表面上聰明正確，但未必能真正理解歷史與政治時刻的意義。另一種是「真正理解」，需要「想像力」幫助我們邁向真理。她說，政治世界的突發事件不可比擬、不可度量，科學計算無法處理，唯有想像力能結合同理心與創造力，從歷史學家的視角思考真理與意義，才能讓我們看見事物全貌。

平台與市場所能提供的，只是封閉世界裡的行為模式。人工智慧與金融市場能高速從既有資料學習，但結果再多，也只是有限的組合。歷史在這種封閉框架裡被宣告終結，剩下的是無窮無盡的重複。

《衛報》批評，川普政府的愚蠢，把這一點赤裸裸地展現出來。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理解政策與後果的關聯，也沒有追問後果的好奇心。關稅政策像一場大型實驗，殘酷卻清晰地證明了國際貿易確實能促進繁榮；忽視這些基礎經濟概念，本身就很愚蠢，公共衛生領域同樣在付出代價。

如果只是把社會和政治問題交還給「專家」，我們就無法反思愚蠢背後更深的歷史條件，也看不清資本主義如何默許甚至獎勵愚蠢。把判斷力外包給市場與數位平台，本身就是在邀請人們表現愚蠢，哪怕這些系統披著數學理性的外衣。要寄望川普帶來希望當然異想天開，但或許這種「世界級的愚蠢」能迫使我們追求真正的理解。因為最終，能拯救我們的不是市場、機器人或AI，唯有人類自己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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