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式領導人的惡狀—賴清德與川普都在衝撞權力邊界

民主政治的核心精神，從來不在於領袖是否強勢，而在於權力是否受約束。一個真正成熟的民主體制，容許強人出現，卻不容許任何人將公權力據為私器；可以有意志鮮明的總統，卻不能有凌駕憲法之上的統治者。

當我們同時檢視美國的川普與台灣的賴清德，卻會驚覺兩人雖身處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卻在對權力的理解與使用方式上，展現出高度相似的「帝王式領導人」惡狀。

川普的「帝王式總統」，首先表現在他對權力邊界的徹底輕蔑。重返白宮後，他不再掩飾對君主象徵的迷戀，無論是模仿英國皇室的極致排場，還是將個人姓名、肖像鋪滿公共機構，甚至以人工智慧生成「川普國王」的形象自我戲謔，這些都不只是浮誇作風，而是一種政治心理的外顯：他將總統職權視為可以任意穿戴、隨意擴張的斗篷。更關鍵的是，他並非僅止於象徵層次的自我膨脹，而是實質性地重塑權力結構，繞過國會、架空既有機構、以行政命令取代立法協商，將原本屬於集體決策的國家治理，濃縮為個人意志的即時輸出。

這種作為，正是典型的帝王式統治邏輯：制度存在的目的，不是限制領袖，而是為領袖服務。當法律不合己意，便重新解釋；當國會形成阻礙，便以行政權力繞行；當司法構成威脅，便公開攻擊其正當性。久而久之，越界不再是例外，而被常態化、合理化，最終讓整個民主體制習慣於「被強人主導」。

令人不安的是，這種權力性格，並非美國的特例。在台灣，我們正目睹一場制度形式不同、精神內核卻高度相似的權力僭越。賴清德政府在面對立法院依法通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與年金修法時，選擇的不是憲法所規定的程序性回應，而是以「不公布、不副署、不執行」的方式，公然否定立法機關的決定。這不是政策分歧，而是對憲政分權原則的正面衝撞。

中華民國憲法對此並無任何模糊空間。總統對法律的公布，是憲法明定的義務，而非政治選項；行政院若有異議，只能循覆議程序，而非以消極不作為否定法律效力。然而，賴清德卻將內會議包裝為「憲政判斷場域」，將政治立場凌駕於憲法程序之上，實質上自居為「首席大法官」。這種行為，與川普自行詮釋美國憲法修正案、否定國會制衡的邏輯，如出一轍。

兩人的共通點不在於意識形態，而在於權力觀。川普與賴清德都將「民意授權」誤解為「全面統治權」，將選舉勝利視為可以重新定義制度規則的通行證。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原本用來約束權力的程序，轉化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把憲法精神，扭曲為服務自身政治目標的語言裝飾。當制度阻礙其施政時，問題不在於政策是否需要修正，而在於制度本身「不夠配合」。

這正是帝王式領導最危險的地方。它不必然來自坦克與戒嚴，而是披著民主合法性的外衣，透過程序的腐蝕與語言的顛倒，逐步掏空法治內涵。川普將批評者等同於叛亂者，將司法調查視為政治迫害；賴清德則將不守法包裝為「捍衛憲政」，將拒絕執行法律合理化為「價值選擇」。兩者皆試圖說服社會：真正的問題不是權力越界，而是反對者不夠「忠誠」。

歷史反覆證明，民主制度真正的危機，從來不是來自反對，而是來自執政者拒絕接受制衡的那一刻。當川普可以在未經授權下動用武力、濫用赦免權、以行政命令全面取代立法討論；當賴清德可以因政治盤算拒絕履行憲法義務、以行政不作為否定國會民意，兩個社會其實都站在同一條危險的斜坡上。

帝王式領導人的惡狀，不在於個人風格是否張揚，而在於他們是否承認：權力有邊界，制度高於個人。一旦領導者開始相信，只有自己才代表真正的國家、真正的民意，那麼憲法就不再是最高法，而只是可被任意詮釋的工具書。

民主政治的最後防線，從來不在領袖的自制，而在人民是否願意用制度性的方式，讓權力回到憲法框架之內。當帝王心態開始蔓延，選票與法治，便成為唯一能讓權力「退位」的和平機制。這不只是對某一位領導人的評價，而是對民主是否仍願意為自己設下邊界的終極考驗。

【作者 陳國祥／政治大學新聞系、新聞研究所碩士，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中央通訊社董事長、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時報》特約主筆、時報育才董事長。 現為<大師鏈>傳媒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