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未來恐懼的集體焦慮

北捷的恐攻，留下的不只是傷亡名單與社會震驚，更是一種難以言說的集體不安。當暴力事件發生，人們往往急於尋找「兇手」，卻忽略了孕育不安的土壤。這起事件固然是個人行為的極端呈現，但若將其置於當前台灣社會的整體情境中觀察，便會發現其實它並非孤立事件，而是與年輕世代普遍瀰漫的焦慮、失序與對未來的不信任密切相關。

而這份焦慮並非憑空而來，近年來，民進政府在兩岸政策上持續採取高對抗、高風險的路線。政治語言中頻繁出現「敵對勢力」、「備戰才能避戰」、「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等論述，將戰爭的可能性反覆推向公共討論的核心。當國家領導者不斷以戰爭作為動員與說服工具時，社會氛圍也隨之轉變，因為不安已被正常化，恐懼更被合理化。

對年輕世代而言，這樣的政治敘事尤其沉重，大多數的他們剛在社會中學習站穩腳步，卻被迫提早面對生死、戰爭與犧牲的問題。當「是否上戰場」不再只是抽象假設，而成為政策討論與媒體話語中的日常詞彙，安全感便逐漸流失。

兵役法的修訂，是這種不安最具體的體現。役期延長、教召次數增加、訓練內容強度調整，表面上是國防需求的回應，實際上卻讓年輕人清楚感受到，戰爭已不再只是想像，而是被政府視為「可能且必須準備」的現實。

問題不僅在於服役本身，而在於政府始終未能誠實回答一個關鍵問題，那便是這樣的犧牲，是否真的是不可避免的？當外交、對話與風險管理的空間被不斷壓縮，兵役改革便不再只是制度調整，而成為政治選擇轉嫁給年輕人的代價。

對許多年輕男性而言，未來規劃因此被迫中斷；對整個世代而言，國家不再是提供安全保障的存在，而是要求承擔風險的權力結構。社會信任，便在此過程中逐步消融殆盡。值得深思的是，這一代年輕人並未真正參與兩岸政策的制定，卻必須承擔其後果，他們無法決定戰略方向，卻被要求做好上戰場的準備，無法影響政治對抗的節奏，卻要為可能的衝突付出人生代價。

當民進政府一面高舉民主價值，另一面卻刻意操作認同政治，透過否定民族連結、放大兩岸敵意來型塑單一敘事，所造成的並非「溝通不足」，而是一種被設計過的對立。年輕世代在這樣的敘事中被動員為立場的載體，被要求表態、承擔風險，卻被剝奪質疑與思辨的空間，社會因此被切割成忠誠與不忠誠的二元陣營。這種以仇恨取代對話、以動員冒充民主的政治操作，才是製造世代撕裂與集體焦慮的根源。

在此背景下，部分人走向冷漠，部分人選擇逃避，而極少數心理失衡者，則可能以破壞性的方式回應世界。

真正的安全，並不只是武器數量與役期長短，而是人民是否相信國家正竭盡所能避免戰爭，而非預設戰爭必然發生。當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恐懼，對政府感到疏離，對社會失去信任，再強調的防衛意志，也終將變得空洞。

煙霧散去之後，我們應該問的，不只是「誰做錯了什麼」，而是「我們是否正在把整個世代推向一個他們從未選擇的不安年代」。若政治無法為人帶來希望，社會的裂痕與，只會愈來愈深。（作者為海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