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數字天才的戰爭迷霧：麥克納馬拉與越戰決策的致命失算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美國在越戰中的失敗，至今仍是國際政治與戰略研究的深刻教訓。這場戰爭的核心人物之一，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其個人歷程精準體現了理性計算在複雜戰爭中的失靈。根據哈佛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洛格瓦爾（Fredrik Logevall）於12月16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分析，這位以量化分析著稱的「天才」，最終深陷於自己參與創造的戰爭泥淖。這場被稱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的衝突，揭露了技術官僚決策的盲點：當過度自信的量化分析，遇上了無法被簡化為數字的民族主義與政治現實，便釀成了一場代價慘重的戰略悲劇。
精英崛起與決策風格

主導越戰的核心人物之一，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圖/美國國防部歷史檔案

麥克納馬拉的職業生涯是美國戰後技術官僚的典範。出生於1916年的他，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哈佛商學院展現出卓越的分析能力。二戰期間，他憑藉管理與統計專長分析空軍效能，奠定了對「數據驅動決策」的終身信仰。
戰後他進入福特汽車公司，並在1960年11月9日，即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當選總統同日，被任命為公司總裁，成為首位非福特家族的領導人。數週後，甘迺迪延攬他出任國防部長。
麥克納馬拉迅速成為內閣核心人物，運用系統分析改革五角大廈，削減軍種間的武器重複配置。在國會聽證會上，他以才智、細節掌握及清晰權威的風格令議員折服。然而，這種由「神童」文職幕僚主導的風格引發高級軍官不滿，認為他們傲慢自大。儘管如此，麥克納馬拉在權力鬥爭中多次取勝，其影響力超過任何前任或後繼者，並在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中扮演關鍵角色。
深陷越南泥潭
越南問題定義了麥克納馬拉的政治遺產。從1961年開始，他主導塑造美國對南越的支持政策。洛格瓦爾指出，麥克納馬拉及其同僚是冷戰意識形態的「真正信徒」，感覺有必要在越南「捍衛自由」與美國安全，成為意識形態的「囚徒」。
早在1962年，麥克納馬拉已懷疑南越前景，但其公開立場常隨總統態度調整。分析顯示，在1963年末至1965年初的關鍵決策期，美國高層規劃者清楚衝突動態及美軍成功的阻礙。他們了解叛亂力量的強大、南越的政治不穩定，以及國內外對戰爭支持薄弱。
然而，對「骨牌理論」的信念，即一個東南亞國家落入共產主義將導致鄰國相繼淪陷，以及國內政治壓力，壓倒了現實評估。麥克納馬拉後來承認，美國本應在1963年底、1964年底或1965年初從南越撤軍，但決策圈未能鼓起勇氣挑戰主流思潮。
公開信心與私下懷疑
1965年，隨著美軍大規模投入，戰爭全面「美國化」。麥克納馬拉是此升級的關鍵設計師。然而公開堅定支持戰爭的同時，他內心疑慮與日俱增。1966年11月，他在哈佛大學遭遇學生激烈抗議，被稱為「法西斯分子」和「兇手」。儘管當眾表現強硬，但在閉門會議中他坦承悲觀。
他對教授們說：「我不知道越南有哪一平方英里的土地處於完全掌控之下。許多軍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還沒有人能指出那一平方英里在哪裡。」他甚至表示願不帶護衛坐吉普車穿越「安全區」，但沒有軍官敢同意，因為他們自己也不敢。這段對話顯示了官方報告與戰場現實的巨大鴻溝。
到1967年，他分析認為北越這農業社會無法透過轟炸屈服。不斷上升的傷亡數字令他痛苦。他確信敵人士氣未垮，而南越政權遠未穩定。同時，戰爭正在侵蝕美國的國內外信譽。
理想幻滅與沉默代價
1967年5月，麥克納馬拉在備忘錄中寫道：「可能存在一個許多美國人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區不允許美國逾越的界限。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每週殺死或重傷一千名非戰鬥人員，試圖將一個落後國家轟炸至屈服，這景象並不美好。」這段話預示了戰爭的道德反彈與戰略損耗。
即便如此，他公開場合仍保持信念。但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對他轉向談判的懇求感到厭煩，於1967年11月宣布他將轉任世界銀行行長，實質解職。1968年2月他正式去職，繼任者克拉克．克里福德（Clark McAdams Clifford）很快也得出同樣嚴峻結論。
麥克納馬拉的經歷提供核心教訓：高層官員常感壓力必須保持沉默、吞下疑慮，希望事情好轉。辭職會面臨不忠或軟弱的指控，可能失去論辯機會與個人榮譽。因此他們繼續堅持，往往事後懊悔。
結語：量化理性的局限
麥克納馬拉的故事是技術理性面對複雜政治力量時局限性的警世寓言。他將企業管理思維套用於民族主義革命衝突，誤以為透過數據分析就能取勝。他晚年的「如果我們當初知道就好了」的感慨並不成立，因為證據顯示在關鍵時刻，他與同僚已掌握足夠資訊預見風險，卻選擇性忽視。
這場戰爭遺產深遠，導致數百萬人傷亡，損害美國國際聲譽與社會團結。麥克納馬拉的迷霧不僅是個人認知失調，更是龐大官僚體系集體思維的縮影。它提醒後世決策者，最危險的往往不是資訊不足，而是在意識形態、官僚慣性與政治壓力下，對已有資訊的錯誤詮釋與選擇性認知。真正的戰略智慧不在於追求數據完美掌控，而在於保有對不確定性的謙卑，以及在關鍵時刻承認錯誤並改變方向的道德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