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MeToo醜聞倒下的心靈哲學巨人：抹殺「AI理解可能性」的哲學家約翰・瑟爾辭世

一個單憑思想實驗就試圖「取消」人工智慧（AI）心靈可能性的哲學家，一位在學術論戰中以其毫不留情的犀利風格聞名、被譽為「哲學界拳王羅賓遜」的學術巨人——約翰・瑟爾（John Rogers Searle），今年9月16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一間醫院逝世，享耆壽93歲。

《紐約時報》指出，瑟爾的離世，不僅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哲學思辨風格的遠去，更在ChatGPT等大型語言模型（LLM）席捲全球的今日，將他最富盛名的思想遺產——「中文房間論證」（Chinese Room argument）——重新推向了智性論辯的視野。

這位知名哲學家的兒子湯姆・瑟爾（Tom Searle）日前證實了父親死訊，並表示老瑟爾的健康狀況從去年感染新冠病毒後便持續惡化。這位一生致力於探討意識、語言與社會真實的學者，長達60年的學術生涯光輝璀璨，卻在晚年因性騷擾指控而黯然落幕，留下了一份極其複雜、充滿矛盾卻又無比重要的遺產。

思想實驗震撼彈：「中文房間」如何挑戰AI的靈魂？

當我們今日驚嘆於ChatGPT對答如流的語言能力時，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縈繞不去：它真的「理解」它所說的話嗎？早在1980年，遠在生成式AI問世的數十年前，瑟爾就以「中文房間」思想實驗，對這個問題給出了極具挑戰性的否定答案。

這個思想實驗的內容是： 想像將一個完全不懂中文的、只會說英語的人（瑟爾常以自己為例）關在一個密閉的房間裡。房間裡有好幾箱中文字，以及一本用英文寫成的規則手冊。這本手冊並非中文教學，只是提供符號配對的指令，像是「當你看到『 squiggle-squiggle』的符號組合，就輸出『squoggle-squoggle』的符號組合」。

房間外的人會透過窗口遞進寫有中文問題的紙條，房間裡的人依據英文規則手冊，找到對應的符號，將它們組合起來，再從另一個窗口遞出去。對於房間外懂中文的人來說，他們遞進去的是「問題」，而收到的則是條理清晰、語意通順的「答案」。在他們看來，這個房間似乎完全理解中文。他們會稱那本規則手冊為「程式」，而那個在裡面忙碌的人，就是「電腦」。

瑟爾思想實驗的核心在於：房間裡的那個人，自始至終沒有理解任何一個中文字。他只是在進行純粹的「符號操作」，完全沒有觸及「語意」（semantics）。他不知道那些問題在問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的答案代表什麼。

瑟爾由此推論，電腦程式的運作原理與此完全相同。無論多麼複雜的AI，其本質都只是在高速執行符號操作。他辛辣地寫道：「沒有人會認為，電腦對一場五級大火的模擬，真的會把鄰里燒毀。那憑什麼我們會認為，電腦對『理解』的模擬，就真的產生了理解呢？」

這個論證直接挑戰了「強人工智慧」（Strong AI）的觀點，即認為只要電腦程式足夠複雜，能夠通過「圖靈測試」（Turing Test）——讓人類無法分辨交談對象是人還是機器——那麼它就擁有真正的意識與心靈。瑟爾明確指出，語法不等於語意。計算，無論多麼精巧，其本身無法產生意義、意向性或真正的理解。

在大型語言模型主宰我們數位生活的今天，「中文房間」論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尖銳。這些模型或許能寫詩、編碼、進行深刻的對話，但它們究竟是擁有了主觀意識的「思考者」，還是只是一個極其複雜、規模空前龐大的「中文房間」？這個問題至今仍是AI領域與哲學界爭論不休的核心。

從牛津到柏克萊：一個「不玩虛的」哲學鬥士

約翰・瑟爾於1932年7月31日出生於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他的母親是一名兒科醫生，父親則是AT&T的電氣工程師與高階主管。天資聰穎的他年僅19歲便獲得了著名的羅德獎學金，從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轉學至英國牛津大學。他後來回憶，自己當時並不知道，正一腳踏入了牛津大學普通語言哲學的「黃金時代」。

在牛津，他師從語言哲學大師J.L. 奧斯汀（J.L. Austin），深受其「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的啟發。該理論認為，語言不僅僅是用來描述世界，更是用來「做事」（即所謂「以言行事」），例如下命令、做承諾、宣布判決等——這些語言絕不只是描述外在世界。瑟爾在1969年出版的奠基之作《言語行為》（Speech Acts）中，系統性地發展了奧斯汀的思想，一舉奠定他在哲學界的地位。

1959年，瑟爾加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哲學系，並在此執教長達60年。他以其牛仔般的率直風格和毫不拐彎抹角的辯論方式著稱，並自豪宣稱：「我不玩虛的（I'm not subtle）。」《洛杉磯時報》曾在一篇人物特寫中，將瑟爾比作能跨越不同量級作戰的傳奇拳王「舒格・雷・羅賓遜」（Sugar Ray Robinson），以形容他在語言哲學、心靈哲學、社會哲學等多個領域的遊刃有餘。

瑟爾的主要思想戰場之一是《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他在此毫不留情地批評同行。他曾稱著名哲學家大衛・查爾默斯（David J. Chalmers）的一本書是「一團混亂」；在與另一位當代知名哲學家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的長期論戰中，他指責對方只是在重複二元論的錯誤；他更與法國解構主義大師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展開了激烈筆戰，批評其作品「蓄意晦澀」，德希達則反譏他「安詳而獨斷」。

這種好鬥的自信，也體現在他對自己學術地位的認知上。據說，當他得知一門哲學入門課的介紹上，並列著笛卡兒、休謨與他本人的照片時，他半開玩笑地反問：「另外那兩個人是誰？」

超越中文房間：建構意識與社會的統一理論

除了「中文房間論證」，瑟爾的哲學貢獻橫跨多個領域，他試圖建構一個宏大的統一理論，以回答這個終極問題：「在一個完全由物理粒子組成的宇宙中，像意識、意向性、自由意志、語言、社會、倫理和政治現實這些東西，怎麼可能存在？」

他提出了「生物自然主義」（Biological Naturalism）來解決心物二元論的古老難題。他認為，意識既非獨立於身體的神秘靈魂，也非可以被化約為物理過程的幻象。意識其實是一種真實的、由大腦神經活動所「引發」、並「實現」於大腦結構中的「高階生物特徵」。他常用消化來比喻：「就像胃真的會消化食物一樣，大腦真的會產生意識狀態。」這些主觀的、第一人稱的感受（如疼痛、狂喜），是客觀存在的生物學事實。

在社會哲學領域，他在《社會實體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1995）等著作中，開創性地闡述了社會現實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他指出，像金錢、財產、婚姻、政府這些東西，並非像山川樹木那樣是客觀的「物理事實」，而是經由人類的「集體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和語言規則所共同建構出來的「制度性事實」（institutional facts）。一旦我們集體同意「這張紙代表100元」，它就擁有了購買力這個客觀的社會功能。

晚節不保：性騷醜聞終結公眾生涯

瑟爾的學術生涯在2017年戛然而止。那一年，BuzzFeed新聞網報導了一起訴訟，一名前「約翰・瑟爾社會本體論中心」的研究助理指控瑟爾對其進行了性騷擾與性侵犯。隨後，更多關於他過去數十年來對女學生不當行為的指控浮出水面。

這起事件早於全球性的#MeToo運動約七個月，被哲學界視為對該學科內部權力不對等與性別歧視文化的一記警鐘。一份由柏克萊校友發起的、要求剝奪瑟爾榮譽教授頭銜的請願書，獲得了數萬人連署。

瑟爾的律師否認了這些指控，訴訟最終於2018年和解，但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仍迅速關閉。2019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更是正式宣布，經調查認定瑟爾在這起案件中違反了大學反性騷擾和反報復的政策，因此決定剝奪其榮譽教授的身份。

這位一生為哲學的清晰性與理性而戰的學者，最終因其個人行為的巨大爭議，在學術舞台上被強制靜音。諷刺的是，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自豪地提及自己的一位祖先「騎著馬進入當時的印第安人領地，馬鞍袋裡裝著米爾頓的《失樂園》和《聖經》」。至於瑟爾本人的學術生涯，也彷彿一場現代版的《失樂園》，從智慧的頂峰墜入聲譽的深淵。

巨人的複雜遺產

約翰・瑟爾的離去，留下了一個充滿張力的思想遺產。在AI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今天，他的「中文房間論證」依然是檢驗機器智能本質最鋒利的思想工具，迫使我們不斷追問「理解」的真正含義。他對抗後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化約論，堅持哲學應當清晰、理性且直面現實。

這位無懼說出樸素真理、堅持公共清晰性的哲學家，雖然留下了關於存有、社會與人工智慧的深刻詰問與思想遺產。然而他晚年的性醜聞，卻也成為難以抹去的污點，提醒學界與世人關於學術權力與性倫理的那條界線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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