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成公，就垂垂老矣
者於大未一段的展向以，於政治改革的前景以抱持的期待，的一些文章在中大受到，但其中也有人者是否接受了大官方的，以至於被「收」云云。疑稽，但如果看待大前途，竟使大青年有此疑，我或思考一下出在什地方。
不在於成的真假。中的迅猛展，在五年以前有不少唱衰、疑，至今日已於亮，就算上眼睛，也仍然要感受到那炫目刺眼。或也不在於分配；然多人期待民主化使政府更加注弱的生活件，但向比，恐怕很看出多少民主家真能削富差，例如台去廿年的民主化只富差大，多政策更加有利於能力的中上；弱群依靠民，但民也仍然是右翼政，社民主是其中多工的志向，但非政治人物的主要程。
似乎也不在於腐。透明之布的跨治理比可以看出中的腐比起同等收入家相微。在中人可以易出光，比一下十年前生活中渥的泰、印尼、菲律，或者今日收入仍然高的墨西哥、俄斯等，中的腐如何？愈是常出，愈中那差，不是？
在於，中人不拿中和那些家比，而只想和西、美，或者身旁更的日本、，或者香港、新加坡比。是件好事，代表中人家的高度期望，「老子就是要得第一」。若由此化政的力，乃至於某些「粉太平」者的批，都能中前途更加美好。不再有十年的努力，中大就能基本上周更的地，但者度的疑是否就消失不？者又感到踟。踟的原因在於，大的政真的感到力？八千，是了少求的力而入，或者了「承」民族前途、不惜增加力而入？台看，一都不人。
民期政，展成功，且曾有百，但其中多若非是在友朋介下盲目入，就是了在公系升或者建立相人路而入，果多公，工也多是抱著公的心，保障亦如同公。保障多多、力少少的和工，要如何期和抱著「救台」的使命而有著背水一心境的手作呢？於是直到解十多年之後，在多次的力下，民的老大心才稍有改，元老政治才稍有圜。
台的看大，大的公系不差，或由於已制度化了年化政策，又有向比的力，甚至到省、省委等的高官，都多任事者。但是回民的期望，不能靠少官，而是上到下、有成千上的人一起努力才行。政的「的建」然重要，但如果有一真真切切的力，在掘人才群上失於怠惰，是一都不意外的。也正是如此，才致者表一些言，竟引起失去「政治效能感」的大青年的伐。
了持「的先性」，的部足的力，大更放、鼓立人各人大代表，以「效」。者曾建大各人大更台的各代交流，也不此意。在重「打黑唱」，官被要求「下」，然後束之以「六不准」之定；有偶，民的新生代跑者俊也「下」，到台南立委。但民倒不用去提六不准，而俊自然秉持「人民服」的心，因蹲不下去，就跳不起，道理至。哪一制可以作用，下不至於成作秀，官能「群中，到群中去」？值得深思。
包淳亮：中共党员变成公务员，就垂垂老矣
（2011-07-08）http://www.zaobao.com/yl/tx110708_002.shtml
● 包淳亮
笔者对于中国大陆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向来乐观以对，对于政治改革的前景以抱持积极的期待，这样的一些文章虽在中国大陆受到转载，但其中也有人认为笔者是否接受了大陆官方的馈赠，以至于被“收买”云云。这种质疑虽属无稽，但如果乐观看待大陆前途，竟会使大陆青年有此质疑，我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问题应该不在于经济成长的真假。中国的迅猛发展，在五年以前还有不少唱衰、怀疑论调，时至今日已过于闪亮，就算闭上眼睛，也仍然要感受到那种炫目与刺眼。问题或许也不在于分配；虽然许多人期待民主化使政府更加关注弱势的生活条件，但横向比较，恐怕很难看出多少民主国家真能削减贫富差异，例如台湾过去二十年的民主化只让贫富差异扩大，许多政策更加有利于游说能力较强的中上层；弱势群体紧紧依靠民进党，但民进党也仍然是个右翼政党，社会民主是其中许多党工的志向，但并非党内政治人物的主要议程。
问题似乎也不在于腐败。从透明国际之类组织颁布的跨国治理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腐败状况比起同等收入国家相对轻微。现在中国人可以轻易出国观光，比较一下十年前生活远较中国优渥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或者今日收入仍然较高的墨西哥、俄罗斯等，中国的腐败状况如何？愈是常出国，愈发现中国没那么差，不是吗？
问题在于，中国人不拿中国和那些国家比，而只想和西欧、美国，或者身旁更为发达的日本、韩国，或者香港、新加坡比。这是件好事，代表中国人对国家的高度期望，“老子就是要得第一”。若由此转化为对执政党的压力，乃至于对某些“粉饰太平”论者的批评，都能让中国前途更加美好。
不过再有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大陆就能基本赶上东亚周边更为发达的地区，但届时对笔者乐观态度的质疑是否就会消失不见？笔者却又感到踟蹰。踟蹰的原因在于，大陆的执政党真的感觉到压力吗？8000万党员，是为了减少求职的压力而入党，或者为了“承担”民族前途、不惜增加压力而入党？从台湾经验来看，一点都不让人乐观。
国民党长期执政，经济发展颇为成功，且曾有200万党员，但其中多数党员若非仅是在友朋介绍下盲目入党，就是为了在公务体系升迁或者建立相关人际网路而入党，结果党员多属公务员，党工也多是抱着当公务员的心态，职业保障亦如同公务员。这种保障多多、压力少少的党员和党工，要如何长期和抱着“救台湾”的使命而有着背水一战心境的对手作战呢？于是直到解严十多年之后，在多次败选的压力下，国民党的老大心态才稍有改变，元老政治才稍有转圜。
从台湾的经验看大陆，大陆的公务体系并不较差，或许由于已经制度化了年轻化政策，又有横向比较的压力，甚至到省长、省委书记等级的高官，都颇多积极任事者。但是回应民众的期望，不能仅靠少数领导官员，而是从上到下、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努力才行。执政党的“党的建设”虽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一点真真切切的压力，在发掘人才与联系群众上失于怠惰，是一点都不意外的。也许正是如此，才导致笔者发表一些乐观言论，竟引起失去“政治效能感”的大陆青年的挞伐。
为了维持“党的先进性”，给党的干部足够的压力，大陆实应更积极开放、鼓励独立参选人竞选各级人大代表，以发挥“鲶鱼效应”。笔者曾建议，大陆各级人大更积极与台湾的各级代议机关交流，也不无此意。现在重庆“打黑唱红”，官员被要求“下乡”，然后束之以“六不准”之类规定；无独有偶，国民党的新生代领跑者苏俊宾也准备“下乡”，到台南竞选立委。但国民党倒不用去提六不准，苏俊宾自然会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因为蹲不下去，就跳不起来，道理至为浅显。哪一种赏罚机制可以发挥作用，让下乡不至于成为作秀，让官员能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值得深思。
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台北）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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