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雾霾背后的“人治”
【自：2013-02-05／中文版／DIDI KIRSTEN TATLOW 报道／翻译：张薇、陈柳】
1月，北京遭遇重度空气污染，居民纷纷戴上口罩。
北京我儿子所在的一所北京公立小学里，在十岁的孩子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名最近抵达美国的中国男子去看医生。“医生，我感觉不舒服。”“你从哪里来？”“北京。”“吸口这个，”医生一边说，一边拿出根管子，另一头接着一根汽车的排气管。“谢谢，我感觉好多了。”这名男子说。
近些天，随着灰黄色的烟雾再次笼罩北京，空气污染指数本月第四次冲高至危险的地步，或者说到基本不可知的“超出测量范围”的地步，北京流行起了黑色幽默。
令人震惊的是，北京甚至还不是最糟糕的地方：看一眼中国空气污染指数应用，结果显示，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北京在当日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中只排名第21位。位于北京东南280公里的不幸的工业基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如既往的位列第一。
据总部位于香港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本周，中国几乎有七分之一地区位于雾霾的笼罩之下。
据官方报纸《中国日报》报道，有数百架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其中包括一些国际航班，高速公路也因为“霾”被关闭。报道还说，北京的污染已达到现有的最高级别，即“严重污染”级别。
本周二，美国能源情报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发布的一篇报告指出了问题的源头，报告说，2011年，中国消耗了38亿吨煤，占全球总量的47%，“几乎等于全球其余国家消耗的总和。”报告说，2011年，中国的煤炭消耗增长超过9%。煤炭无疑是今日困扰中国的颗粒物污染的一个关键来源，也是温室气体引发的全球变暖的一个主要原因。
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糟?
在上周发表的一篇罕见的采访中，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前身译注）第一任局长曲格平把当下的污染直接了当地归罪于中国“不计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的心态和中国的政治体制。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环境污染通常比发达国家严重，然而曲格平对《南华早报》说，过去40年里，污染肆虐，这是“人治”之下经济增长不受遏制的结果。在中国，“人治”一词常被用于指称藐视法律的决策。
“他们的统治对权力缺乏监督，允许政府无视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南华早报》在文章中写道。
文章引用中国第一任环保局局长、83岁曲格平的话说，“我不会说过去40年的环保工作是完全失败的。”曲格平在1987年到1993年担任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
“但我不得不承认，政府在控制对经济增长的疯狂追求方面做的远远不够，”他说，“而且也没能避免我们作为政策制定者已经预测到的最糟糕的污染情况。”
据《南华早报》报道，1993年后，曲格平又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担任了10年的主任委员。
曲格平说，中国很早就认识到它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会面临污染问题，而且还制定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策略，强调更平衡的发展方案。
“为什么这些策略从未真正地落实？”他说，“我想这是因为对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因为权力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
《南华早报》援引曲格平的评论称，“中央政府一方面宣称要协调增长与保护，一方面由于当前的政治体系，它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又不受控制，这两者间存在明显矛盾。”
自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开始腾飞起，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污染浪潮，《南华早报》写道。
第一次是所谓的乡镇企业（也就是农村农民经营的企业）的迅速发展所引起的，这次浪潮始于1984年，最终引起了“污染的混乱传播”。
第二次是1992年后，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热潮，最终导致主要河流和湖泊受到污染，城市空气质量恶化。
第三次发生在胡锦涛执政的过去十年。这期间，能源密集、高污染的石化、水泥、钢铁厂等重工业建设再度兴起，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
曲格平说，“在这样逐渐增加的压力之下，控制污染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科技手段都不足够了。”
于是，中国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大片地区笼罩在雾霾之中。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