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onism的词源Zion是耶路撒冷附近的锡安山,从大卫王占据耶路撒冷以来也表示耶路撒冷,“the city of the great King”(Psalms 48, 3),即上帝之城。把Zionism译为“锡安主义”,虽然语义上比较呆板,却是政治上保险的译法,维基百科的中文就是这样译的。当然,这个译法要加上“表达了犹太人回归家园的愿望”等注解,而我们熟悉的中文译法是“犹太复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相连。实际上,联合国1973年12月的一系列决议就把Zionism与葡萄牙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并列非难。1975年联合国总会通过3379号决议,非难Zionism is a form of racism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是一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译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可以接受的。不过,1991年联合国总会 46/86号决议撤销了3379号决议的非难;2001年联合国在南非召开关于种族的会议时,美国和以色列因为反对其他国家对Zionism的非难拒绝出席,结果会议的最终文本没有把Zionism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看来,把Zionism译为有种族主义特色的犹太复国主义还是不妥。
这个例子说明,要想准确地翻译Zionism这个词,必须了解Zionism的历史,但简单地翻翻关于Zionism的介绍,例如http://en.wikipedia.org/wiki/Zionism,就会发现陷入更多的政治词语的圈套里:anti-Zionism, anti-Semitism, Cultural Zionism, Green Zionism, Reform Zionism, Streams of Zionism (Political, Practical & Synthetic Zionism),Judaism, decolonization, orientalism……,无法自拔。怎么办呢?
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我找到一条重要的简化方案:必须把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政策与Zionism分割来开。实际上,以色列建国以后,以色列内外的犹太人、巴勒斯坦内外的阿拉伯人、以及世界上杂七杂八的人所讲的Zionism与以色列建国前仅限于犹太人内部一小部分人热衷的较为单纯的Zionism完全不同。犹太复国主义多数情况下是指以色列建国后Zionism的一种(遭人记恨的)国家主义政策Zionist policy,对于以色列国家政策的态度/看法因为利益/意识形态不同五花八门,不足为奇;而以色列建国前的Zionism才是我们想要理解、翻译的史实,它应该被译为犹太建国运动Zionist movement,而作为“主义”的Zionist ideology意识形态没有多少意义。脱离犹太本色的犹太人斯宾诺莎早就说过:犹太人瞧不起哲学、也不懂哲学,他们不谈“主义”。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建立欧洲式的近代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而不是恢复两千年前的王国kingdom。实际上,犹太建国运动刚开始并没有拘泥于巴勒斯坦,也想在南美的阿根廷“建国”,可惜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考虑到当时巴勒斯坦周围的政治环境,犹太人能“回复”的王国只能是奥斯曼或英帝国治下的象Herod the Great(希律大王,公元前74年-前4年)统治的“自治区域”,所以称“复国”也不合适,还是译成“犹太建国运动”比较合适。通过对犹太建国运动的考察,可以提供不少历史教训。
从根本上改善犹太人地位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本来,天主教中心法国1394年就驱赶犹太人出境了,但境内的一小块教皇领地和后来被兼并的三块领土中生活的4万名犹太人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得到(至少在法律纸面上)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法国革命的成果波及到法国以外的欧洲,虽然程度不同,击败拿破仑的反法同盟也不可能恢复旧制度、回收这些公民权利。犹太人逐渐融入欧洲“文明”社会,在经济等方面比别的种族更具优势。在assimilation同化过程中,除了经济上的显著优势,在政治上,犹太人Benjamin Disraeli担任到英国首相、Leon Blum、Pierre Mendes-France、Rene Mayer担任到法国首相、Luigi Luzzatti担任到意大利首相、Bruno Kreisky担任到奥地利首相,而Louis Brandeis在美国则担任到最高法官。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可能刺痛了一些犹太知识分子的激情,但德雷福斯在左拉等作家的支持下很快被释放并恢复名誉,倒是广为流传的“暴露”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锡安长老议定书”助长了排犹主义,使犹太裔奥地利公民赫茨尔1896年出版德文Der Judenstaat(犹太国)的小册子得到较大范围的犹太人回应,帮助他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建国运动大会,宣言“Zionism seeks to secure for the Jewish people a publicly recognized, legally secured, home in Palestine寻求在巴勒斯坦确保一个得到公开承认的、法律上得到确认的犹太人民的家园”,成立了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不过,多数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并没有感到需要一个犹太故土,而更实际地以平等公民身分安居住于本地国家,犹太人以外更是对犹太建国运动无动于衷。
当然,整个西方社会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正经历着政治剧痛,具有独特宗教背景和社会地位的犹太人感受到独特的历程,这正是犹太人在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人才辈出的原因,这特别表现在德国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拉萨尔、马克思、伯恩斯坦、卢森堡、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五人中的三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等。实际上,早期国际劳工协会的代表多数是犹太人,但他们都不认为自己的犹太背景有什么意义,因为国际主义才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民族主义(除了波兰的例外)几乎都是反动、落后、濒于灭亡的命运。马克思写于1843年10-12月、载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是对同样的犹太裔德国公民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一书的哲学繁琐批判,集中在宗教、国家、法律等抽象领域,对作为民族主义的犹太人政治问题不屑一顾,就是一个例子。
与犹太人在西/中欧的浪漫、奇异、抽象理想和激情相比,他们在俄国的民族主义性质的诉求更具现实意义。“犹太人公民和政治的解放不充分…正当和唯一的解救应该是一个人民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犹太民族的创建”。曾经与马克思合作过、在1948年德国革命中被判处死刑的犹太人Moses Hess (1812-1875)[16]首先把社会主义理想与“回归故土”结合起来,写出《罗马与耶路撒冷》(1862年)等影响犹太建国运动的宣传。Syrkin等人提倡Socialist Zionism,影响了广大的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主力军(主要是来自俄罗斯的贫穷犹太人)。特别是作为犹太人移民的主要经济组织--集体农庄kibbutz,奠定了以色列建国运动的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犹太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条件。在主流社会主义运动中,主要是由于1897年成立的Bund用东欧普通犹太人日常通用的意第绪语(而不是犹太建国运动领导人物喜欢的希伯莱语),至少作为犹太文化的民族主义显示出积极意义,马克思的高徒考茨基才开始认真考虑犹太建国运动的性质和方向。他1914年发表的Rasse und Judentum仍然把犹太教和犹太建国运动定义为历史的反动,和(基于阿拉伯的人口优势)趋于灭亡的悲剧命运,这成为后来列宁、托洛茨基和“新左派”对犹太人问题的论调。
感谢上帝,1903年英国表示愿意在东非的乌干达为犹太人提供了一块土地,这是外部世界第一次对犹太建国运动的反应,赫茨尔欣然接受,但遭到别的成员的抵制,不了了之。第二年赫茨尔这位“米赛亚”死后,犹太建国运动也偃旗息鼓了。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17年11月,在从俄罗斯逃出的犹太移民的游说下,英国政府害怕美国政府在犹太人鼓动下会支持德国,发布了含糊的Balfour宣言,许愿犹太人可以在尚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包括现在约旦,有112平方公里)建立Jewish homeland犹太故乡。战争结束后,League of Nations国联1922年追认了英国的Balfour宣言,发布巴勒斯坦Mandate命令,同意由英国来管理成立Jewish national home犹太民族家园。按照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如果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国家,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会立即民主地投票要求停止犹太人移民,所以国联把约旦河东边的3/4巴勒斯坦土地划出为Transjordan,约旦河西边的27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作为犹太民族家园,向建国的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犹太人开始筹募建设基金,帮助移住人口,national home初具规模。如果犹太人主流(特别是财界)真的鼎力支持(包括资助阿拉伯人也成立民族家园),犹太建国会减少面临当地居民阿拉伯人的强烈抵抗。虽然犹太建国运动主流只以受害者的心态向列强交涉,无视软弱的阿拉伯驻民的人权,有远见的美国的犹太改革运动拉比(犹太教牧师)Judah Magnes (1877-1948)和受到安那祺主义者德国犹太学者Gustav Landauer影响的Martin Buber开始提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阿拉伯双民族国家,国际上也开始关注犹太-阿拉伯冲突,甘地就强烈谴责犹太建国运动。
同时,新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为犹太人带来希望:一、苏联法律宣布各民族平等、排犹主义anti-Semitism是犯罪;二、苏联专门为犹太人设立national home宣布在Birobindzhan建设工业-农业复合体的犹太自治区将吸引15万犹太人。对于前者,对比乌克兰的命运,普通犹太人的地位确实得到改善,而关于整个苏联“铁幕”的情况直到二战以后才逐渐为外界所知,但后者以可笑的失败收场,无法掩饰:从1928年到1933年只有8千犹太人在这个远东地区移住下来,不到当地人口的1/5。在犹太人中曾传出希望,以为斯大林计划把克里米亚划给犹太人自治。这可以接收、吸引欧洲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才智、金钱和商业网络,建成苏联的加利福尼亚或香港。可惜,这位苏联的“民族问题权威”在政治上要打倒犹太人,犹太人放弃了建设民族家园的梦想。
又来了一次世界大战,让犹太建国运动的命运时来运转。二战爆发时,为了讨好阿拉伯世界,英国1939年发布白皮书,实际上放弃了Balfour宣言,限制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二战结束后,失去世界帝国地位的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在这个关键时刻,犹太人的救主出现了!这个救主不是美国,而是一贯敌视犹太建国运动的苏联。如果再联想到以色列建国后苏联马上回到过去的敌视政策至今,苏联此时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巴勒斯坦分割方案只能再用fantastic奇异来解释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苏联觉得阿拉伯世界还将处于英国(或新来的美国)支配之下,撒下一颗以色列的苦果在中东会消耗英美的势力。总之,如果没有苏联的“临门一脚”推动,犹太人建国运动就彻底破产了。国家呀国家,多少诡秘由此产生!国际政治中固然充满意外,但机会也不会落到没有准备的人们头上。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的议案(耶路撒冷成为国际托管)。美国在犹太人游说下勉强同意,英国弃权,阿拉伯世界群起抗议。在演变为犹太-阿拉伯战争的枪炮声中,1948年5月14日,虽然并不满足联合国的决议,犹太建国运动毕竟“大功告成”,机不可失,在巴勒斯坦宣布建立以色列国。不过,促成犹太建国的1917年Balfour宣言和1922年国联巴勒斯坦命令中明确提到的“必须确保的所有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的公民与宗教权利”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以色列的建国不是Zionism的最后的胜利,而是对犹太民族新的考验的开端。正如一个犹太作家观察到的那样:“民族国家都不是靠和平、正义成立的,在每一个国家的中心,它的基础下都埋葬着大量的尸骨。”犹太建国运动的独特性在于:不可共享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恰好建立在冲突双方不可妥协的地点:Zion。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1月31日第一稿]
【补注】
文章第一稿完成后,又陆续读到一些相关的文章,特别是刚完成了Coursera, Mountain View, CA提供的网上课程The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 Part I: From an Idea to a State, by Professor Eyal Naveh, General History professor at Tel Aviv University and at the Kibbutzim College of Education & Professor Asher Suss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Moshe Day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Studies,进一步从犹太人的角度体会到Zionism的错综复杂因素,深感有必要修订、增加一些重要的内容(例如Holocaust的影响)。但是,正如本文无法正确、准确翻译Zionism成汉字一样,文中的几乎所有名词和一些概念都无法正确、准确地用汉字翻译出来。
2016年我发表“中文表示里导入汉音元素的方案”以来,2022年1月1日已经修订到第九稿(https://cpri.tripod.com/cpr2016/hanyin.pdf),完满地解决了用汉音元素词母一一对应地转写所有非汉语书写系统的名词和概念的发音,运用到十个文明领域的经典译注,包括《犹太神学政治史译注论》2022年1月1日第4版(https://cpri.tripod.com/cpr2020/jewishstudy4.pdf)。本文中的许多名词,包括Zion/ㄗㄧㄛㄣ,都应该(或已经在别的译注中)用汉音元素转写,但这样修订后的文章要求读者具备基本的汉音元素知识,相当于一篇新的文章了。所以我决定不修订第一稿内容,暂时加入这个“补注”,待以后有机会重新改写。
[202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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