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19
我1984年7月从河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广播电视厅人事处，但我希望做记者工作，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第二年后被安排到河北广播电台新闻部当编辑，然而我很快失望了，僵化的体制难以作为。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我曾两赴海南，寻找自由的天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时，我正在二赴海南返回的路上。当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爆发爱国民主运动后，我在五四青年节那天，以书面形式向广播电视厅团委提出退团：“出于对共产主义共青团的失望和不信任，本人声明退团。”我还和一位同事通过他在北京政法学院读研究生的同学，给大学生发去声援电。我和同事们开始是站在单位的大门口，迎着便衣警察的拍照和摄像，勇敢地为游行的大学生鼓掌，后来我积极组织同事们，冒雨参加了省记者协会一些人组织的省会新闻界声援北京爱国民主运动大游行，当时河北电台和电视台与省广播电视厅同在一个大院，我们两台包括编辑、播音主持人等走在一起，我举着写有“河北电台”字样的标语，大家高喊：“爱国无罪！”“新闻自由！”“要讲真话！”等口号。快到省委省政府时，我们新闻部那位四川籍的小个子主任，赶来把我的标语抢走，于是我又把写有“河北电视台”的标语挖去“视”字，接着举起来，一直游行到省委省政府门前。
6月3日晚，我在河北师大的学生集会上，听到从北京赶回的大学生哭诉北京大屠杀的情景，十分担心在该校上学那晚恰好去北京的弟弟，我义愤填膺，在心中彻底与中共决裂，判了它的死刑。
第二天6月4日一上班，我头缠白布独自站在河北电台大门口，等待河北师大学生的游行队伍，此时心有余悸同事们纷纷从办公室窗口向我张望。我和大学生们游行到华北烈士陵园，为六四死难者召开了追悼大会。
由于我在六四期间的突出表现，我成了省广播电视系统唯一受到处理的人，由于中共文件指示，我被开出团籍（担任团委负责人我的几个大学同学也很无奈），并被调离新闻部，安排在通采部，负责每天拆分通讯员来稿，处理听众来信，编辑通讯员内刊。几年后我才得知，从那时我就上了安全部门的黑名单。
1991年12月，我主动离开了河北电台，逃离令人窒息的体制。
扔掉了铁饭碗，我立志哪怕摆摊卖水果，也决不向官方体制屈服。我先后在公司、企业、专业报刊打工。这期间，中共国保人员或通过派出所、或通过单位，时常了解我的情况，对我施加压力。但磨难锻炼了我的意志和生存能力，找到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尽管吃了很多苦，但我的心是自由的。
“六四”后，我和许多人一样，虽然与中共决裂，但思想上又为如何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陷入了苦恼，一些好友甚至有的在“六四”中比我更勇敢更优秀的人，后来或转向一心发财，或钻进象牙塔，或成为逃避现实的犬儒者，甚至有的反过来批评坚定的异议人士，思想完全屈从中共利益集团。
我自以为是一个觉醒晚但坚定的人。1981年“七一”前的大学一年级，我还在应景诗里，写下“祖国是船，我们是桨，党啊你是舵！”这样蒙昧的诗句，去年北京奥运会前，国保干部“请客”邀我“交流”时，谈起此诗句，连他都理解地和我一起笑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幼稚？”。直到“六四”前，大学毕业5年的我还是一个缺乏独立精神、寄希望“明君”的“谏言派”。“六四”的鲜血和梦幻的破灭，使我在迷惘中开始了觉醒和求索，不断学习、思考、反省，自我脱毒和疗伤……1990年代后，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我接触到自由主义等学说和东欧改革者们的思想，让我逐渐找到了方向，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开始，让生活和精神回归正常的自由状态，推进社会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从传播自由思想和争取合法权益着手。
几年来，我不断将自己的思考，通过互联网公开表达出来，同时勇敢地付诸行动：利用各种形式向周围的人，传播“六四”的历史真相；交流自由思想；探望慰问入狱异议人士的家属；公开以个人方式表达对赵紫阳去世的悼念；签名支持“公民监政”；在国保人员与我“交流”时，宣传和表达自己的意见；利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等海外媒体采访的机会，表达对社会现象的看法；2008年11月，我申请成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12月，加入了《零八宪章》第三批签名支持者的行列……
我的体会是：自由是人类最高的普世价值，它不是别人赐予的，不是等来的，它靠我们自己去争取，从摆脱精神奴役开始，在争取自由的行动中逐步获得。
2009年4月8日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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