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21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的知名学生领袖王丹先生，回顾他在六.四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以及过去20年中国的民主进程。
王丹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在学生运动中任北大筹委会常委、北高联（北京高校自治会联合会）常委、广场指挥部常委，也是绝食运动发起人之一。王丹回忆说，5月20号北京宣布戒严后，广场上的学生们感到了危险，但很多人不愿撤离，
“戒严之后，当然我们觉得情况已经变得比较严重了，但是，严重到动用正规军、机枪、坦克这种方式，我想谁也没有想到。对于撤不撤出广场，其实不光是学生之间，社会上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广场总指挥部的意见比较倾向于坚持，可能广场以外的人，比较倾向于希望能够撤出，所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基本上还是尊重广场上坚持的学生的意见。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实学生提出的很简单的要求，经过绝食和静坐，政府始终一条都没有答应，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指挥部，包括我们在内，也很难给出一个正当的理由来劝说学生撤离。所以尽管当时我是希望能够撤出的，但是学生坚持不撤，我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责任还是在于政府。”
对于6月3号晚上的情况，王丹回忆说，
“6月3号晚上，我在北大校园里，那个时候我在主持首都各界维宪爱国会议，不在天安门广场。等我们听到消息，组织队伍再想去广场的时候，路已经被封住，所以就没有亲眼目睹广场的情况。”
王丹分析说，六.四后,中国政府把他列为被通缉的头号学生领袖，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在六.四之前一年，我就开始在北大搞民主沙龙了，中国大陆的说法是‘有前科’,早已经被他们注意到了；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跟当时的北京知识界有一定的联系，政府一直想把这次学生运动打为背后有黑手，有知识分子在操控，所以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关键的人。 ”
1990年王丹被抓捕，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4年。谈到遭通缉后，没有逃往海外的原因，王丹说，
ACT 4“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嘛，我当时还是希望能够看一看局势相关的变化。而且我也离开北京了，等于就是撤出，没有算说还是坚持在北京。但是我个人基本的想法，我希望，中国的局势也许能够有正面一些的变化。”
1993年王丹获假释，1995年他再次被捕，并在1996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谈到再度入狱的原因，王丹表示，
ACT5“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在93年-95年两年中还是经常会见记者呀，在海外发表文章啊，要求推进民主自由，中国共产党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到今天刘晓波的被捕，证明只要批评政府，随时会被抓，这个跟我当年的原因是一样的。”
1998年中国政府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允许王丹“保外就医”，把他送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并自此不许他回国。王丹认为，中国政府把异议人士流放海外的做法，是缺乏人性的。
ACT6“基本上，我们这些参与过的人，政府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不许回国。其实我们要求回国，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原因，最主要的恐怕是人道的问题，因为父母年纪都大了。所以政府一方面讲和谐社会，一方面却仅仅因为政治见解不同，就抹杀掉别人的这种亲情，这完全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做法。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政府，还要讲和谐，我觉得是天下最可笑的事情。”
六.四事件被中国政府定性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国官方指责少数人利用学潮，想要推翻政府。王丹对此表示，
“这种说法完全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且等于是在编造事实。当年的学生、知识界，当年所有参加民主运动的团体，没有一个提出要推翻政府。学生绝食7天，用生命为代价，要求的只是跟政府对话。”
反思六.四，王丹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是符合当时群众的呼声的，而且在当时确实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支持，所以显然不是一个诉求不对的问题。我想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对于大规模民主运动来说，在中国共和国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有准备不足的问题。就是这次运动的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恐怕在准备不足上有一些历史经验教训。 ”
王丹认为，六.四之后的20年来，中国在经济上是进步的，但是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明显的是退步的，还不如80年代，
“像80年代，我们学生还可以在学校里组织民主沙龙，今天如果有人在北大组织民主沙龙，那就只有坐牢这一种可能了。像中共80年代13大还提出社会对话，到了前不久的17大，连政治体制改革都已经不专门作为一章来提到了，种种迹象表明，完全是退步的。但是我想，中国的事情也不是仅仅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方可以决定的，它主要是一个国家（机器）与社会的力量博弈的过程。那么今天中国随着网络的发达，公民社会借助于网络的力量已经在成熟的同时，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与政府来对抗，到那个时候，恐怕政府是无法阻挡这种强大的压力。所以我对中国的民主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谈到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作用，王丹表示，
“我想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为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政治反对派。从这个角度讲，不管海外民运是高潮还是低潮，只要海外民运坚持一天，它就在实际意义上，正在进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我想这个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王丹在2008年6月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目前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当客座研究员。王丹表示，相对于“民运领袖”的称号，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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