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帅好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 点击数：28 更新时间：2009-5-14 10:36:10
1946年的秋天，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一个严肃的决议会有泼妇骂街的口气？在这个决议诞生前后，与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太阳”普希金隐约对称的诗歌白银时代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是如何处身于权力阴谋、鲜血专制的国家关系中？这个决议的背后，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
2004年8月30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雕像在圣彼得堡大学落成。(图/CFP)
1946年8月，时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20岁青年高莽，翻译完话剧《保尔柯察金》后，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务翻译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关于《列宁格勒》和《星》两个杂志的决议。
60多年后，面对中国媒体记者，高莽谈到自己的内疚说：“我……不仅翻了，而且我完全接受了他们决议的思想。比方说，把阿赫玛托娃看成是一个荡妇，一个从尼姑院跑回来的尼姑。这个认识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1954年，我和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和阿赫玛托娃住在一个旅馆里。所幸我没有见她，如果见她，那个时候我还会用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女诗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人。”
1946年的秋天，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一个严肃的决议会有泼妇骂街的口气？在这个决议诞生前后，与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太阳”普希金隐约对称的诗歌白银时代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是如何处身于权力阴谋、鲜血专制的国家关系中？这个决议的背后，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
开除诗人的决议日
我，犹如一条河，严峻时代改变了它的流向。我的人生被暗中替换。从别的河道旁边经过，流入另一河道，于是我不知道哪里是岸
阿赫玛托娃《走遍人间大地》
1946年9月5日早晨，阿赫玛托娃去作协办事，她发现认识的人都远远地躲着她。她绕道回家买了一条鱼，马路对面的左琴科心情沮丧地靠过来低声地对她说：“安娜，你说该怎么办？”阿赫玛托娃一头雾水，顺口答道：“不想按计划生产文艺，就应该忍住！”
回到家，解开包鱼的报纸，上面赫然登载着苏共中央的决议：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被永远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阿赫玛托娃才明白刚才左琴科那番话的含义。
经与会代表一致通过，苏共中央8月14日作出的决议指出：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诗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不愿意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参见阿曼达海特《阿赫玛托娃传》）。
刊载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列宁格勒》杂志做停刊处理，为阿赫玛托娃提供诗歌版面的《星》杂志被勒令整顿。一并被点名的还有几个“与人民为敌的庸俗的”文学家、剧作家、编剧等，但其中“最具毒害性的”要数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决议一周后，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彼得堡）两次会议上澄清文艺领域新的官方政策时谩骂：“阿赫玛托娃的精神世界，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把淫荡与祷告掺和在一起，在小客厅和祈祷室里瞎折腾。”并断言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为“废品”。（参见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
注意这个“小客厅”一词，因为接下来的第二节，阿赫玛托娃破旧的“小客厅”，将成为本文的“主场”。
接下来，苏联各地文学组织，按计划必须揭批出2－3个与人民为敌的“小荡妇兼修女”，从而为高品位的文艺而斗争。决议在本国公开发出，不仅影响了阿赫玛托娃的个人命运个人诗集一再被销毁，三年后儿子和第二任作家丈夫一起再度被逮捕。前者，将有7年牢狱；后者，在劳改营里死去而且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此后，许多本想回国的人取消了回国的计划。在二战刚结束之时，这场文艺牵头的政治迫害运动，出乎世界的意料，出乎二战反法西斯联盟的意料；同时，这还令世界确信，从大清洗时代起，斯大林的个人独裁、迫害制度并没有因二战而改变。二战前，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诗人丈夫被枪决，个人创作遭联共中央秘密禁止过。因此，1946年8月14日这一天被俄国学者视为冷战的开始日。
左/ 以赛亚伯林
右/ 阿赫玛托娃与儿子和第一任丈夫在一起。
小客厅来了“英国间谍”
我们没有呼吸过沉睡中的罂粟气息，我们都不明了犯有什么罪恶与悖逆，是哪些星辰的指引，我们生来才苦命？……是什么无形的霞光，在黎明前使我们神魂颠倒？
阿赫玛托娃《诗五首》之五
那么，为什么是阿赫玛托娃首当其冲，引起了官方的怒火？左琴科怎么也被牵连进去？这要从来自英国驻苏使馆一秘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私人约会说起。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月，伯林与阿赫玛托娃见过三次。正如有人说，“一个人一生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纯粹心灵交流”。这次交流，对伯林来说是一次仰慕和同情的心灵旅行。或者说，是让专制权力打开思维视野的一次探险。时年36岁的伯林，比阿赫玛托娃小20岁。关于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早晨，伯林回忆说：“阿赫玛托娃从容不迫的动作显得极为尊贵高贵的头，美丽而严肃的脸，透着极为凄楚的表情。我向她鞠一躬这看来是惬当的，她像悲剧中的女皇般凝视和走动感激她接待我。”当时的阿赫玛托娃已经头发花白、家徒四壁，一盘马铃薯是当教授的儿子和她共同的食物。因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记者儿子不期而至，寻找牛津老同学伯林，在阿赫玛托娃楼下大呼小叫伯林的名字，这次见面草草收场。对当时的苏联人来讲，未经当局特许，以私人方式会见外国人与叛国投敌是一码事。
第二次，时间为同天晚上9点，他们一直聊到翌日接近中午时分。伯林事后多年对访谈人士说：“阿赫玛托娃为未能款待客人表示歉意如我们所知，党统治着我们的方方面面，她被党的作家协会领导斥为‘半是修女，半是妓女’。”伯林第三次在1946年1月5日向阿赫玛托娃作回国告别时发现，便衣警察出现在她家的楼梯口。一天后，阿赫玛托娃的小客厅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斯大林看到情报后说：“我们的修女又同英国间谍勾搭上啦？”
其实，这样的会见只是偶然发生的。伯林出生于俄罗斯一个木材商人家庭。1921年，11岁的他随父母逃亡英国，随后接受英国教育，与很多作家、诗人、学者交往甚密，如奥登、艾略特、伍尔夫、艾尔等。在来苏联前，因出版《马克思传》，获得牛津权威的好评。这本书主要批判了历史决定论，但其中关于马克思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价值启迪，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其多元价值的初次练兵。
二战爆发，英国参战以后，“1940年到1941年，他在英国驻纽约新闻处工作，每星期给情报部写一篇评价美国公众对于战争舆论的报告。”“伯林的锐敏观察力和清醒判断很快引起英国决策层的赏识。同时，他也结识了不少美国上层人士。他的报告与游说，对于促进英美两国的理解与合作颇有贡献。这也是他在政界享誉的开始。”“1942年至1945年，伯林被派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二战刚结束，他便被派往莫斯科，“去观察苏联对英美的政策”。（参见唐逸《伯林的困境》）
去国25年，走在战后破败贫穷的大街上，伯林听着人们用俄语交谈，给父母的信中止不住内心的感慨：“我已经忘记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情感和表达方式了。”一天，在列宁格勒（彼得堡）涅瓦大街一家书店闲逛，正好遇到消瘦不堪的左琴科，柏林向他打听二战爆发后“失踪”的苏联作家情况。左琴科提供了阿赫玛托娃的一些细节及联系电话，并陪同迫不及待的伯林一起去拜访距书店很近的她，左琴科的主要罪行根源，相当于“给外国人擅自当向导”。
而在伯林的笔下，会见阿赫玛托娃的大致情况为：阿赫玛托娃不曾公开地、事实上也不曾私下里对我讲过一句反对苏联政体的话，但她整个生命是赫尔岑曾经说过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对俄罗斯现实的不断控诉！她生活的传说和她对极权制度和本人都没有价值的顽强的消极抵抗，将她转化成一个传奇和一段俄罗斯的历史事实。
私人会见引发冷战后果
我呼喊了十七个月，召唤你回家，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我的儿子，我的冤家，一切永远都乱了套，我再也分不清，今天谁是野兽，谁是人。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阿赫玛托娃从不讳言她与伯林的三次会面，与冷战开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决定性关系，但这却不是冷战开始的唯一原因。在铁腕残酷、反复无常的斯大林面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斯大林去世多年后的1965年，阿赫玛托娃与伯林在牛津大学第四次见面，她说：当初我犯下没有被正式授权就去会见外国人的罪行。伯林笑着回应：外国大使或代表团对于斯大林来说都是间谍。（参见《伯林访谈录》）我们可以推断一次私人生活片段成为历史后果的偶然关联性。
“这次伯林来到苏联本来是要写一份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但是在见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却把这项计划改为‘关于1945年最后几个月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文艺状况的笔记’，其中将阿氏和帕氏看作这个国家仅存的完美代表。”（参见崔卫平《思想与乡愁》）
作为俄国人、犹太人、英国人三重身份的伯林，一生极不愿意提起“苏联”一词，少年记忆中的出生地，只有俄罗斯。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访问中他发现，接谈的作家都从不用“苏联”一词，只称“俄国”，可见作家们并不认同专制政权。帕斯捷尔纳克还郑重声明，他虽然存活下来，却并未向当局屈服。这表明作家虽然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他们的精神却未被彻底摧毁。
二是伯林的访问给被访者带来了莫名其妙的灾难和厄运。除阿赫玛托娃外，有陌生人、朋友甚至亲人。他的叔叔列奥伯林，在监狱里关了一年。获释后身体严重营养不良。在大街上，曾经拷打他的一个人毫无愧疚地迎面走来，激愤中，列奥伯林猝死在了积满冰雪的大街上。苦难的俄罗斯人的种种真相，让伯林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上升到更加激烈的程度。
伯林在与拉明贾汉贝格鲁的访谈中，透露自己的思想有三个源头：一是俄国思想家，二是犹太文化，三是自由主义像三股分岔的河流，交织出伟大思想家伯林。他一生被28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学位；在政界与丘吉尔、艾德礼、肯尼迪、撒切尔成为友人；在英国各处演讲，在普通人中影响巨大。“两种自由概念”不仅轰动英国，也轰动了世界。他的思想毫无疑问影响了冷战格局
从世界政治关系来看，丘吉尔战时内阁是赞同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战后美英苏“三大国体制”，由三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想法的。源于二战的感情，丘吉尔下台前对苏联基本是信任的。有意思的是，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用列宁主义观点重申了苏联对国际关系的看法，重申了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危机与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不是即兴的，而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度历史积累中的变种。
针对斯大林的政治思维，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作私人访问时，应邀在密苏里富尔顿学院发表演说。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已经降下了一重“铁幕”。在这重铁幕的后面，有中、东欧各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丘吉尔警告说，如果西方国家允许上述倾向继续下去，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证。他确信苏联除了力量之外不会钦慕什么，苏联不会尊重弱小者，特别不会尊重军事力量弱小者。他要求英联邦中讲英语的国家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反对来自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参见李世安《英国与冷战的起源》）丘吉尔为什么会突然转了180度，目前各种解读都有，但我觉得丘吉尔的记者儿子乃至伯林对苏联的真相认识，也许是其转向的动力之一。
1946年8月14日苏共中央迫害文学艺术家的决议出台后，这个专制恐怖的弱智的政治决定，几乎是公开了斯大林二战之后的意识形态宣言。
下一年的3月12日，杜鲁门致国会的咨文强调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责任”，美国支持自由国家抵御“极权政体”，宣布了反对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方面圣战的开始。这一外交政策上的急剧转变，有学者认为，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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