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作者：余杰 文章来源：观察 点击数：119 更新时间：2008-12-29 1:09:09
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
梭罗
一
二零零八年是中国的"爱国元年"。
你们说，中国人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爱自己的祖国：
在中国国内，抵制法国超市家乐福的"爱国运动"，在几十个城市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昆明，一位在现场发表不同意见的市民，被斥为"卖国贼"，遭到辱骂和推搡，甚至被扔瓶装矿泉水。你们将超市的收银台砸了，将气球扯了，用旗杆拦住大门。法律在你们面前失效，你们可以超越法律的界限。但是，你们的抗议活动自有分寸，你们辱骂家乐福里的中国员工，却不敢对作为管理层的法国人有丝毫不敬。在金发碧眼的洋人面前，你们自觉低人一等，正如有网友评论的那样："他们不敢去教训洋大人，只好把气全发在咱们可怜的同胞身上。他们只知道，搞中国人，代价最小，基本不会有人追究什么，但如果真的搞了哪怕只有一个法国人，恐怕会引起很多麻烦，付出的代价可能很大。选择之下，拿同胞出气是最稳妥的方案。"是的，你们个个都无比聪明，你们的整个"爱国计划"都经过周密计算，你们找到了一种最简单、最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方式来"爱国"。于是，在"抵制法国"的运动中，受害的没有一个法国人、没有几件法国商品，有的只是中国商品和中国同胞。
在美国杜克大学，文弱的小女生王千源成为你们"千夫所指"的对象。杜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千源，因为试图劝说你们善待藏人，而受到辱骂和威胁。受中共使馆控制的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擅自公布王千源的个人资料，她在青岛的家被你们泼了粪便，遭到你们的抢掠和破坏，你们在她家门口用大红字写下"杀全家，杀卖国贼"等带有恐怖色彩的语言。她的父母被迫离开住所和工作单位躲藏起来。她的母校居然发表谴责她的声明，甚至宣布收回她的毕业证书。任何一个跟你们观点不一样的人，都被当作"卖国贼"。那么，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王千源说："他们可以这样对我，也可以这样对别人。我只是他们的一个靶子。中国人现在这种很奇怪的愤青状态，是心理不平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变态的所谓爱国方式，但实际上绝对不是在爱国。他们标榜自己，攻击别人。……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需要让大家听到不同的政见、不同的声音。我希望一个国家有更强大的人民，而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逼迫人民连话都不敢说。"你们当然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当奥运火炬传递到有数十万华人聚居的美国城市旧金山的时候，一片"红色的海洋"让昔日蓝色的、和平的湾区充满了诡谲的气氛。中共大使馆调集大量海外中国人到场助阵，其中不少是以同乡会、国内大学校友会的名义召集的。使馆甚至包租了附近的许多酒店，供你们免费住宿，你们知道吗，这些经费来自国内纳税人的血汗钱。当八九学运学生领袖周锋锁等人来到现场的时候，刚一展开抗议标语，立即就被充满敌意的人们包围起来。你们议论说："这不是我们的人。"于是，周锋锁等人便同你们讲中国的人权问题，告诉你们说，奥运不能掩盖这些问题。然而，你们不愿倾听不同的声音，你们立即对他们进行谩骂和攻击，称他们是藏独，不是中国人，是卖国贼，是美国狗。你们甚至上前去抢夺他们的旗帜，并将另一位民运人士郭平博士打得头破血流。整个暴力场面将周围的警察都惊呆了。看来，你们似乎忘记自己身在何方，"直将美国当中国"了。
奥运火炬所到之处，带来的不是友谊与和平，而是恐怖与暴力。日本长野的善光寺，是日本的国宝级古庙。一九九八年长野冬季奥运会是在善光寺的钟声中宣告开幕的，它作为奥运的象征被选为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长野站的起点。西藏镇压事件发生之后，善光寺决定拒绝迎接北京奥运火炬。善光寺住持若麻积信昭在记者招待会上阐明，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考虑到作为文化遗产的寺院以及信徒的安全，同时也是针对西藏问题"。据悉，善光寺内部有意见认为，同为佛教僧侣不能无视西藏问题。就在这一决定公布之后，善光寺正殿多处遭到涂鸦。寺庙方面说："过去从未发生过被涂鸦的事情，十分遗憾有这样缺德的人。"尽管日本警方仍未公布调查结果，但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如此巧合，让人不得不怀疑这起事件出自你们的大手笔。然而，你们为何要躲藏起来呢？你们应当敢作敢当啊！这是一项多么光荣的爱国举动啊！你们难道不是坚信：倘若中国人都用你们的这种方式来爱国，日本人岂不魂飞魄散，转而对我天朝大国俯首称臣？
你们说，火炬是中国人的面子，谁对火炬不恭，谁就是不给中国人面子。于是，当火炬传递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时候，这座宁静的小城一夜之间便陷入到一股赤潮的包围之中。你们将澳洲当作殖民地，肆无忌惮地对所有不喜欢奥运火炬的人拳打脚踢。《澳大利亚人报》详细报导了你们的若干暴力活动：正当火炬传递者穿越堪培拉街道时，具有高度组织的中国留学生蜂拥而至，攻击、恐吓和骚扰那些数量远少于他们的西藏抗议人士。其中，五名中国学生由于行为过激、触犯澳洲法律而被警方拘捕，将面临起诉和可能遭到遣返。这几个人是你们当中的"英雄"王万军、张志远、郑乃瑞、江源。这几名"英雄"的学业可能终结，作为背后"黑手"的中国使馆却以沉默应对之，你们有没有被利用和被出卖的感觉呢？一名老华侨指出："澳洲是民主自由法制的国度，在澳洲是不可能在权势之下找门路脱罪的，一切依据法律行事，中国使领馆见死不救也属意料之中，不然它怕自己背后精心策划的这一幕闹剧曝光于天下，召来全球的谴责。"
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韩国的首都首尔。韩国民众拍摄到有关这些暴力场面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你们群起殴打旅韩藏人、韩国平民和韩国警察的场面让人震惊。《朝鲜日报》在以《星期天的首尔弥漫着中国人的暴力》为题的社论中，严词批评中国在幕后操纵此一暴力事件。社论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外国首都展示他们的疯狂行为，"究竟中国人凭什么在别人国家的首都聚集，并以拳头暴力相向？"《东亚日报》在以《在首尔奥运圣火传递路途挥舞凶器的中国人》为题的社论中指出，中国人在韩国已如此凶残，在西藏的行径更令人难以想像。《韩民族新闻》在以《中国示威群众让中国的国格向下沉沦》为题的社论中指出，大批中国人攻击少数反中国示威人员的行为，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这种行为让中国的国格向下沉沦。对于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一方施以暴力攻击，这是偏狭的民族主义，与想要透过奥运宣扬成熟的民主社会相距太远了。韩国法务部长金庆汉说，他们正对这些视频、酒店监控录像和警方取证等进行分析，"将找出非法示威参与者，追究其刑事责任"。
你们本来已经"用脚来投票"了，但仍然念念不忘像那个自作主张地"代表"祖国的旗帜和火炬献媚。你们如醉如痴地完成了一部大戏的排练，你们热切地期待着有"故乡来的人"进行"大阅兵"。即便你们的言行在西方媒体上都成为负面报道，你们仍然不认为做错了什么，你们被全身心投入的表演深深地"感动"了一般来说，感动自己总是比感动别人容易。你们认为，你们是在竭尽全力维护祖国的面子；你们认为，祖国将因你们的忠心而变得无比强大；你们认为，既然祖国都已经实现"大国崛起"了，那么作为中国人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展示"我是流氓我怕谁"风流。愤青就是这样炼成的。而且，张牙舞爪的"愤青"已经蔓延成"愤中"与"愤老"。
然而，脸红脖子粗的愤青朋友们，我与你们的立场截然相反。我选择了一种跟你们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爱我的祖国。你们爱红旗和火炬，爱政权与党，爱领袖以及领袖的情妇；我爱的却是那山，那水，那草，那木，那些母亲，那些孩子。是的，我能不去爱那些因为吃有毒奶粉而吃成"大头娃娃"的孩子吗？我能不去爱那些在黑窑中不见天日、做牛做马的孩子吗？我能不去爱那些被掩埋在豆腐渣校舍的废墟中死不瞑目的孩子吗？那些中国人的孩子，他们会对"中国人的孩子"的身份感到骄傲吗？他们那"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呼号，多少人听见了呢？或者即使听见了，也假装没有听见呢？
在国家与自由之间，我当然选择站在自由一边；在愤青与孩子之间，我当然选择站在孩子一边。今天，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已然蜕变为一种"准恐怖主义"的时候，我理所当然地是愤青们最坚定的反对者。我坚信，只有将祖国从政党的绑架中解放出来，只有将祖国从主义的绑架中解放出来，真正的爱国才可能实现。我更清楚地知道，在别的国度，以及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上，有过以身殉国的英雄，有过让我钦佩的爱国的方式。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余杰 著
劳改基金会出版
华盛顿，2008
二
"今天阳光普照，可是我却得走了。"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德国慕尼黑。二十五岁的汉斯和他的妹妹、二十二岁的索菲被纳粹"人民法庭"判处死刑，而且以最残暴的方式执行斩首。
纳粹当局如此急于消灭他们的肉体，可见他们的精神对纳粹政权造成了何等巨大的打击。汉斯和索菲两兄妹是"白玫瑰"小组的核心成员。希特勒上台之际曾经得意洋洋地宣称："你们作为少男少女站在了这个新的德国一边。你们对你们的德国忠贞不渝。当你们晚年回忆这一切时，你们将得到今天没有人能够给予你们的报答。"确实，"德国"是一个流光溢彩的词汇，"元首"更是一种高不可攀的象征，当抽象的"德国"化身为具体的"元首"的时候，整整两代德国人都成了纳粹的炮灰。然而，让希特勒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教育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还是有一小群德国大学生具有"免疫力"，他们将"打倒希特勒"的标语写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街道上，将"白玫瑰"传单在大学里四处散发。在纳粹的发源地居然发生明目张胆的反纳粹事件，怎能不让独裁者心惊肉跳呢？
于是，盖世太保迅速行动起来，没有什么秘密是他们不能侦破的。汉斯、索菲兄妹以及他们的导师胡伯教授等人相继被捕。经过"人民法庭"匆匆忙忙的审判之后，他们被以"叛国罪"处死。他们没能制止战争的巨轮，也没能改变历史的方向。他们所进行的非暴力不抵抗活动，他们对真相的揭示与讲述，仿佛牛犊顶橡树一般，注定了是失败的命运。但是，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有或者没有这样一群公民的存在，其未来绝对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群人，便表明这个民族已经完全沉沦，再也没有复兴的希望；但如果有过这样一群人，便表明这个民族还有追求真理的成员，这个民族的再生必定以这些最优秀的公民不死的精神为土壤，正如德国文豪托马斯曼所说："正直而勇敢的人们！你们绝对没有无谓地牺牲，你们也永远不会被世人所遗忘。纳粹虽然在德国为肮脏的暴徒和卑劣的杀手树立了无数的纪念碑，可是一场德国革命，一场真正的革命将把它们悉数拆除，你们的名字将在它们的原址上永垂不朽。虽然这场革命还没有降临到德国和欧洲，可是你们已经预见了它的来临，并且把它宣示了出来：’一个代表着自由和荣誉的新信念之曙光已经出现于天际。’"也正像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赞美的那样："在整个德国曾经存在着反抗运动，其成员可厕身于人类政治史上最高贵伟大人物之林而无愧。这些人在没有国内外支援的情况下独立奋斗，而推动他们的力量仅来自于良心上的不安。"那个时代，有多少德国人因为"爱国"而关闭了他们良心的触角？而对于汉斯兄妹来说，爱国也就意味着爱那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爱那些焚尸炉中的残疾人，爱那些被"国家"所扫除和消灭的人。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并非所有德国人都停止了思想。当许多同龄人兴高采烈地为希特勒勾勒的"第三帝国"的远景而走上前线的时候，当海德格尔等哲人纷纷臣服于纳粹政权的时候，汉斯在日记中对沉睡的德国知识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诘问和责备："’人为思想而生’，这是帕斯卡尔说过的话；’为思想而生’，敬爱的学者们，这是我用来指责你们的话。你会感觉惊讶，心灵的代言人！非理性就是你在此绝望时刻所服务的对象。……你的心灵已经枯槁，为你不想听见它的呼唤。你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把机关枪改造得尽善尽美。可是打从青年时代开始，你就压抑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是啊，虽然人人都蒙着"爱国"的遮羞布，但谁是没有罪的人呢？谁将希特勒送上独裁者的位置？谁不遗余力地帮助纳粹生产武器？谁将省吃俭用的储蓄"无私"地奉献给纳粹军队？谁在报纸上和课堂上为元首鼓与吹？谁一边杀人一边听巴赫的音乐？
纳粹的支持者绝对不是真正的爱国者，"白玫瑰"的成员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对于他们来说，祖国"是"什么呢？祖国是由马丁路德、贝多芬和歌德们的身影组成的，祖国是历史与文化，也是自然与泥土，更是农夫与工人；那么，祖国又"不是"什么呢？祖国不是希特勒与戈培尔，不是法西斯主义，不是党卫军与集中营。独裁者将"爱国主义"当作一味屡试不爽的催眠剂，"帝国的利益"遂成为最高的、不容置疑的价值。而汉斯兄妹从德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并尝试以此为根基重建一个充满爱和公义的德国。在"白玫瑰"的传单上，他们多次引用德国诗人席勒的名言："为了国家的利益，一切都可以拿来做为牺牲品，可是那些把国家当作自己工具的人，却不必受此待遇。国家从来就不是目的，惟有当它成为让人类实现目标的条件时，它才具有重要性。人类的目标不外是提升所有个人的力量，来促成进步。如果有任何国家体制阻挠个人内在力量的发挥、妨碍思想的进步，即使他的思虑再细密、结构再完备，它还是无用的和有害的。"
汉斯兄妹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基于他们的基督信仰，他们所服从的不是地上的国，乃是天上的国，因为地上的国并不具备绝对的价值，倘若这国不能惩恶扬善，这国便不值得为之献身。基督徒既是地上的公民，更是天国的公民。因此，白玫瑰小组在传单中宣称："国家的基础是正义；每个人的福祉就是国家的最高法则。国家应该成为上帝所创造秩序之类比，而各乌托邦之中最崇高的’上帝之城’就是每个国家的榜样，必须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拥有一个有益而且正义的国家，把它用来维护个人的自由及全体国民的福祉。其原因是人类应当遵循上帝的旨意，成为共同生活中的自由独立个体，独立而积极地去追寻在世上的幸福。"职之是故，爱国是一种不能被纳粹垄断的情感，以爱国的名义去杀戮犹太人、去侵占他人的家园、去消灭残疾人、去压制一切不同的意见，不是爱国，乃是害国。所以，反抗纳粹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不容推卸的使命。
年轻的汉斯兄妹在狱中和法庭上镇定自若的表现，让那些见多识广、心如铁石的盖世太保也为之折服。负责此案的慕尼黑盖世太保刑事组长罗伯特盖尔，在战后回忆说："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感于他们的人格和崇高理想，也都乐意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给予援手。"当时，盖尔的一名同事悄悄地对他说："在汉斯身上我看见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丰富的内涵在我看来是难得一见的现象。"盖世太保们将汉斯看作是"一位我们将来需要的民族领袖"，"像他那样的人被处决，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希望可以挽救这对兄妹的生命，但这对兄妹断然拒绝了签署悔罪书的建议。汉斯和索菲说："当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悬于一发时，再艰苦的努力都值得一试，再大的牺牲也令人甘之如饴。"
索菲是一位美丽的女孩，我认为，电影《白玫瑰》中的那个漂亮的演员，仍然没有照片上的索菲美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索菲与父母见了一面。母亲注意到，女儿的皮肤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晶莹剔透，嘴唇也特别红润，充满了光泽。"现在你再也不会走进家门了。"母亲哀伤地说。"妈妈，只不过少活了几年而已！"女儿自信地回答说。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即将失去两个孩子的沉重打击面前，她依然坚强地站立着，对女儿说："索菲，信耶稣得永生！"索菲以严肃而坚决的口吻回答说："对的，你也一样！"然后迈着冷静沉稳的脚步离开了。索菲在断头台上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刽子手甚至表示："我从来就没有看过有人是这样去死的！"
当狱中牧师卡尔阿尔特博士来到汉斯的牢房中的时候，特别问汉斯说，他的心中是否已不再充满愤怒与怨恨，是否即使对告发人及法官也是如此？汉斯果决地回答说："是的，我们绝不可以暴易暴，对我而言，一切的愤恨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于是，牧师为汉斯朗读了圣经《诗篇》第九十篇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些句子让临刑前的囚室化为上帝神圣的殿堂。阿尔特博士回忆说："我们仿佛听见了上帝派来之天使拍动翅膀的声音，准备把这位上帝之子已经平息怒气的灵魂，向上引导至永恒的圣殿。"
对汉斯和索菲来说，死亡即意味着永生，那一瞬间并不是悲惨的结束，乃是荣耀的开端。
对德国来说，战后在废墟中的道德与伦理的重建，便是由白玫瑰小组的成员们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三
有一种国家，是需要公民以"叛徒"的方式去爱的。而以"叛徒"的方式去爱那不可爱的国家，需要"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心。汉斯兄妹做到了，正如索菲在法庭上的大声疾呼："我们所写的文字和所讲的话，也正就是你们自己心中的想法，只不过你们没有勇气把它表达出来罢了！"多年以后，德国总统魏兹赛克读到了汉斯兄妹的故事之后说："每一个时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是的，不仅德国需要这样的爱国者，中国也需要这样的爱国者。
中国不是没有诞生过像汉斯和索菲这样的爱国者，只是大部分中国人从来都不珍惜这样的同胞罢了。谭嗣同、秋瑾、林觉民、遇罗克……他们来了又走了，他们统统被冠以"叛徒"的罪名，被杀害、被观赏、被侮辱、被忘却、被歪曲。很少中国人选择以他们的方式去爱祖国。这是一条窄路，这是一道窄门。每一个走窄路的人，每一个进窄门的人，都是其国族中不配有的人。
中国其实有过这样一位可以同汉斯和索菲兄妹相媲美的爱国者、中国自己的圣女她就是林昭，林昭的名字被多少同胞所知晓？
几年前，我和朋友一起到苏州郊外的灵岩山安息公墓去祭扫林昭的墓地。在山下的岔道旁，有一家小杂货店。农夫农妇们听说我们在寻找林昭的墓地，个个都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地表示要为我们带路。我还以为他们像我们一样景仰林昭，谁知他们是为了得到一点点"带路费"这是林昭给他们带来的惟一的"好处"。
稍不留神，一下子就聚集起了七个坚持要给我们带路的老百姓，男女老少都有。我们反复说只需要一个人带路就可以了，但是谁都不愿放弃此次挣钱的机会。于是，只好一大队人浩浩荡荡地往山上走。其中，一个老太太一边走一边叹息说："唉，这个漂亮的姑娘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被毛主席给枪毙了，多可惜呀。"我本来想告诉她说，"不是说错了一句话，而是说对了一句话"，但还是忍住没有说，因为说了也白说。林昭最早洞悉毛泽东及其独裁制度的本质并奋起与之抗争。林昭发现，中国人之所以过着非人的生活，是因为大独裁者毛泽东的存在，她直接点出了这个邪恶的名字，她知道这样做将要付出何种代价一颗子弹和五分钱的子弹费。
林昭的墓地位于半山腰上安息公墓的最高一排。在众多粗陋的褐色墓碑中，我发现了那块刻有"林昭之墓"四个大字的墓碑。碑面上端刻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一行字，这是林昭的生卒年月日；下端刻着"苏南师专，北京大学部分老师同学，妹彭令范 敬立"一行字，这是为她竖立墓碑的亲友的信息。背面刻着一首小诗："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与其说"以殉中华"，不如说"以殉上帝"，因为林昭不是为捍卫地上的王国而献身，她所捍卫的乃是上帝的道路、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国。此刻，我含泪为这位主内的姊妹，为这位北大的校友，为这位真正的爱国者鞠躬默哀。
礼毕，一位朋友掏出三十元"买路钱"，朋友很大方，带路者高兴不已。然而，在下山的路上，他们一直在为如何分配这笔钱而大声争吵。一名最先到的中年妇女先拿到了一张十元的钞票，不愿拿出来跟其他人平分，此事便成为争吵的重点。后来，其余几人决定将她"开除"出去，从此大家都不与之来往。接着，又进入到下一轮的争论之中：剩下的二十元钱，六个人该如何分配呢？每人分得三元钱之后，多余的两元钱该归谁呢？
在嘈杂的吵闹声中，我想起鲁迅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想起夏瑜注视着刽子手康大叔时悲悯的目光，想起在儿子坟头相遇的两个伤心欲绝的母亲。在嘈杂的吵闹声中，我想起在纳粹的"人民法庭"上，当"白玫瑰"的传单被当庭宣读之后，胡伯教授的辩护律师立即"愤激"地表示："庭长！尊敬的法院！身为德国人、身为德意志帝国的律师，本人无法为此等令人发指的罪行继续提供辩护。因此要求法庭解除本人之辩护人身份，以示对本人上述立场的肯定之意。"而法官乐不可支地回答说："您的态度实在令人感佩。本庭对您所持的立场完全可以理解所请照准！"于是，胡伯教授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在嘈杂的吵闹声中，我更想起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那些用抓阄的办法瓜分耶稣衣服的兵丁，那个讥诮他的同钉十字架的强盗，那些在旁边嬉戏的群众，他们将这人类历史上最悲惨也最辉煌的事件当作戏景。
是同胞和乡亲们嚷着要杀死耶稣，汉斯、索菲兄妹和胡伯教授的判决书上写着"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而杀害林昭的凶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民政府"和"革命"。在这样的"大词"面前，个人是何等微不足道！如今，汉斯、索菲和胡伯教授已经成为德国精神的标杆和爱国者的典范，而殉道多年的林昭在中国继续遭到冷落、遮蔽和误解。林昭所遭遇过的羞辱，乃是每一个基督徒和爱国者仍然在遭遇着的羞辱。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真理暧昧不明的国度里。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罪，因为我们对人造的偶像的崇拜，因为我们满足于当"暗地里的门徒"，才会对这样的羞辱丧失最起码的疼痛感，才会离耶稣的真理和自由遥不可及。
而统治者依然害怕死去的林昭。中国有一个成语说，死诸葛吓跑活司马。他们不准大家谈论林昭，他们继续封存林昭的狱中书简。由于林昭简陋的墓地越来越为人所知，当局竟然在公墓旁边的树林中安置一台摄影机，用以恐吓那些前去祭拜的人们。确实，这台也许根本没有工作的摄影机，吓退了不少原本计划去给林昭扫墓的人。但是，这台小小的摄影机更显示出谁才是内心充满恐惧的人是刽子手和他们的继承人，是那些窃取"国家"的名号的人。
既然是先知，就得孤军奋战。当汉斯、索菲兄妹遇难的时候，德国的教会并没有支持和肯定他们，他们像神学家朋霍费尔一样，宛如几颗孤独的星辰，寂寥地划过天幕。多年之后，汉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女士在她编写《白玫瑰：一九四三》一书中指出，汉斯和索菲之所以选择抗争之路，"基督教义的重新发掘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们在发展自己的政治自主性的时候，同时也完成了对基督教义的认知。在那些年代，教会的主导地位正因当初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结盟而陷入困境；但不可胜数的基督徒已经走入地下，其中有些人甚至参加了反抗运动。他们的屹立不倒、坚定不移和自我意识都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与之相似，林昭殉道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安慰，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意识到"红太阳"原来是"毒太阳"。而死后林昭则继续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直到今天，在中国教会内部以及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林昭仍然被"故意"地遗忘，林昭仍然需要被"普及"。
是的，他们不是背后带着神光圈的英雄。汉斯、索菲和林昭，他们知道，爱国必须服从于爱真理，若能让祖国成为真理之国，他们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不是思想家，他们只不过是站出来维护最基本的事物，维护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自由施展抱负的权利和生活上的自由。英格女士平静如水地写道："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像你我这样的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人性化的世界之中。……他们的伟大之处，或许正在于不顾自己的安危，为简单的事物挺身而出；或许这正在于他们有力量和勇气，至死不渝地维护最基本的人权。而其中最困难之处，或许就在于没有群众的热烈反应、没有伟大的理想、没有崇高的目标、没有掩护的组织、没有必须履行的义务等情况下，为正确的志业奋斗不懈，孤单寂寞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而真正的英雄行为或许就是，当别人夸夸其辞地谈论了许多丰功伟业之后，他们却能不屈不挠地捍卫日常生活中伸手可及的小事。"
今天的中国，与一九三零年代的德国惊人地相似，"帝国崛起"的叫嚣像阴沟中的气味一样四处扩张，奥运会上排名第一的金牌再度升高了"东风压倒西风"的狂想曲的音调。在此背景之下，我写作的每一篇文章，都会招致最为恶毒的谩骂。我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我的文章必定有什么地方刺痛了愤青们，让愤青们无法自以为是地上演"爱国秀"，所以才会如此痛恨我。不久前，几名秘密警察约谈了好几位与我关系密切的朋友，并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们说，余杰是一个卖国贼，是美国的走狗，不要再跟他来往！我的一位朋友这样回应他们说："据我所知，余杰比你们更爱国。"这种比较是否有意义，我不知道。但是，在这比赛爱国如同比赛愚昧的狂潮中，我宁愿选择成为那只试图挡住车辙的小小的螳螂，成为那个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书名，它必定会深深地刺痛某些人的神经，让愤青们极其恼怒和怨恨。其实，我并不是故意选择这个书名，而是中国的孩子们的悲惨命运，让我不得不作出此种符合良心的判断。在我心目中的天平上，"孩子"远远重于"中国"，为了保护"孩子"，我宁愿成为"中国"的敌人（这里所说的"中国"，其实是被中共绑架的"中共国"）。是的，多如牛毛的"爱国者"们，我宁愿用跟你们不一样的方式来爱中国，用汉斯和索菲们爱德国的方式来爱中国，用谭嗣同、秋瑾、林觉民和林昭们爱中国的方式来爱中国，爱那个即将在地平线上出现的自由中国。那一天，我们都将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孩子"而感到无比自豪。
二零零八年七月四日初稿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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