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给了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受轻视的、配备以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自得了千余年天朝上国尊荣的大帝国竟显得如此无能（14）！从此中国人才走入向西方和日本学习的方向。作为对一再战败给予正面回应的中国的全盘西化主张，殷海光认为是从恭亲王奕（1833～1898）开始，经过张之洞，一直到陈序经（15）。我认为，殷海光此论未免有书生将案头书册误认为全部历史的嫌疑。全盘西化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种思潮，并非源出于书生的头脑，实际上是1492年西方的扩张和中国的盲目自大互动的结果。它的发韧，最早应该，也许必须追溯到《尼布楚条约》之前，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1689年9月7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入俄国版图，其后对英、法的两次战争失败，产生了19世纪60～90年代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所领导的洋务运动。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西化脉络，一再战败是西化主张产生之因，洋务运动是西化之始，甲午战败使西化被摆上朝堂议事日程，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是失败者西化图强的尝试，遭到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阻截，在回到传统行不通之后，《钦定宪法大纲》又回到西化的路上来，发展为孙中山宋教仁等辈向美国学习和袁世凯向德国日本学习的小高潮，然而，这股小高潮因种种原因归于失败，蒋介石接过清廷和袁世凯未竟之业，继续学习德国日本，再失败，最后发展为中共全面模仿苏俄的大高潮。可见，西化和全盘西化，是中国在近现代被迫对全球化趋势作出的一种回应，表现出左派右派合谋的特点，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中国面临的困局。在过程上，首先体现为实践的需要和操作，然后才有学术界的论争。
学术界对全盘西化的论争，主要集中于1934-1935年，主角是胡适和陈序经。学术界西化主张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16）不过，胡适虽然如此说，却并不主张全盘西，而是主张有限西化。主张全盘西化最力的人是陈序经。陈序经并不认为全盘西化是数典忘祖作洋奴，而认为全盘西化的目的，是因为西化有助于中国进步，只有全盘西化才能让中国在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上保住一席生存之地。陈序经说：“我们主张全盘西化，并非以为西洋文化之在今日，已臻完美至善的地位。我们的见解是：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也许免不去所谓西洋文化的短处，可是假使我们承认西洋文化之长为百分之六十，中国文化之长为百分之四十，我们若能全盘西化，则我们至少有了二十分的进步。”（17）“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18）陈序经在考察明末清初西学东进以来中西文化接触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是一部全盘西化的历史。认为从船坚炮利到中体西用，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这一过程就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是事实上趋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之所以还不能与西方抗衡，只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全盘西化，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全部，而只接受了西方文化的部分（19）。
考察这场发生于上世纪学界的争论，不论论辩双方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对是错，都不难体察到当年学界精英们志在救亡图存的一片良苦用心。当然，也能看到他们整体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有三点：过于在名词上下功夫；把全盘西化放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研究；把现代化等同于文化上的西方化。
三，西化、全盘西化未必好，也未必一定就不好
综合以上论述可见，西化，全盘西化，不是中国独有的，也不是新东西，而是所有非西方国家历史上基本都曾遇到过的老问题。西化问题的出现，不是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主动要求，而是被迫因应。世界历史上完全或部分拒绝西化的例子并不鲜见，如印第安人，澳洲原居民，东印度群岛的部分居民，南非黑人，亚马逊流域的部分居民，都是相对而言西化成分少的，或至今尚未西化的，然而，“拒绝意味着把一个社会孤立于一个正在缩小的现代世界之外的一种无望做法”（20）。拒绝西化的民族为坚守或严重依赖原有文化和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时至今日，其中部分仍然处于十分贫困落后的状态。因此，西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坚持本土化与西化哪一种更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要不要西化”的提问应当改为“西化对本民族有利，还是拒绝西化更有利”。西化与是否崇洋媚外没有必然关系，也与卖国求荣不能划等号，主张西化的目的往往正是为了救亡图存。西化或拒绝西化，前提一样都是不屈服，只是在如何才能免于屈服的对策上有所不同。不西化是强要以本土力量抗拒，西化论者则认为，继续坚持原来的那一套不行，得学习西方长处，非如此不足以自保。虽然这种策略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选择，但也并非注定就是坏的。是好是坏，不取决于那个“西”字，而取决于最后是否有利于本土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独立自由地生存和发展。
在此，有必要分别西化与全盘西化两个概念。在中共宣传品中，这两个概念通常被刻意混用，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西化表达的是向西方学习，以使自己的某些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不排除对学习的内容有所选择，有所扬弃；全盘西化则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古脑地抛弃自身全部原有而变得与“洋人”一模一样。中共常常玩弄偷换概念的把戏，在这里也是如此，中共通过暗中把西化转换为全盘西化，然后以反全盘西化为拒绝所谓“西式民主”提供正当性支持。
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方方面面，涉及有独立选择能力的千千万万人。文化不是电脑硬盘，不可能像格式化电脑那样，说全部重新格式化就能格式化成功的。因此，全盘西化之说，实际上是个不可能之论。对全盘西化，即使像胡适这样知名的西化论者，也持并不完全赞同的态度。胡适反对陈序经提出的“全盘西化”，将其改为“世界化”，论者认为，胡适的西化是一种折衷的西化，胡适在措辞上避免“全盘”两字，所举的理由是西化百分之九十九还不能算“全盘”，因而提出用“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代替“全盘西化”（21）殷海光认为，“文化特征的吸收不是说要吸收就能吸收的。任何人不可能把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从后门完全赶出去，从前门把一个新文化像迎新娘子似的迎进来”，因此，全盘西化是根本不可能的（22）。殷海光的持论与西方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基本相同。亨廷顿把西方化与现代化进行了区分，认为如果选择改良主义的现代化路径，那么，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现代化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一个非西方民族要放弃自身存在许多世纪的文化而彻底“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并不会导致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不会是西方单一文明的胜利，相反，现代化加强了多元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最后的结果是世界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23）。
四、实行代议民主就会“全盘西化”吗
西化不等于全盘西化，政治领域向西方学习，自然更不等于全盘西化。就一种广义的文化范畴而言，政治制度是文化的一种，不过政治只是广义文化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发生变化，很可能影响到其它平行的系统，但这种影响对平行的其它系统不可能是决定性的。把政治子系统的变化视为将对整个文化传统发生决定性的改变作用，是一种变相的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这种政治本位主义观念把政治当作整个社会和民族生活的主导因素，否认社会的主导作用，存在以偏概全的错误。就一种狭义的文化而言，政治与文化分属不同的类别，政治并不等同于狭义的文化。把在政治领域实行代议民主与全盘西化划上等号，并进而暗示实行代议民主就是主动甘受异族文化侵略，则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如果主张政治上学习民主就是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前一章和本章开头所论，中共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系全盘学习前苏联，就只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动甘受异族文化侵略。一边自己大搞全盘西化，另一边却又不许别人向西方学习，中共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自己打自己嘴巴。
实行代议民主，根本目的是把选择权利交还给每个公民。这里的选择权利，既包括有对政治领袖的选择权，也包括学习或不学习他国文化的选择权。所以，“只要是透过民主的程序、经由人民选票产生的政权，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24）反之，中共以马列主义教条剥夺人民的选择权，主张政治人物只需要学好洋人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就永远享有执政特权，倒正是对本土化的否定。
历史经验也证明，向西方学习民主并不代表弃绝本民族传统。即使在号称全盘西化并获得成功的日本和土耳其，这两个民族现在也并没有变成西方的文化洋奴。二战后，这两个国家政治体制上实行代议民主，经济领域实行市场经济，可谓“照抄照搬”英美政制，但是，土耳其仍然保存着伊斯兰教信仰，没有改信基督教，日本人的神道教、相扑、艺伎等特色文化也后继有人，两个民族的原有特征性文化没有因为实行“西式民主”而消失。就是在同为代议民主政体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其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同样没有因为政治上的民主化而被格式化。民主没有造成文化上的齐一性。相反，在这些民主国家里，因为实行地方高度自治，其每个地区相对于另外地区、每个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各种优异之处，无不得到最好的保存和继承发扬。
五、西方文明先进，与其善于向东方文明学习有关
以全盘西化拒绝西方代议民主的论者也许从没想过，西方之所以有今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欧洲各民族擅于向东方学习，吸收东方的有益知识为己所用。前面我们曾经讨论过，罗马的直接民主政体是向东方的希腊学习的，基督教源出于中东地区，西方人奉为救世主的上帝和耶酥都是从东方文明中借去的，西方人并没有因为耶和华最开始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就予以拒绝。除此之外，西欧历史上还有许许多多将东方智慧为己所用的成功范例。如以印度和阿拉伯创造的“阿拉伯数字”代替罗马数字用罗马数字做除法，千以上的除法得大学毕业生才能胜任，借鉴中国的考试取才制度以成就现代文官制度，西方人并没有因为罗马数字和考试制度源自东方就拒绝，就非得用自己祖先创造出的罗马数字和贵族世袭制。最著名的改变世界的哥伦布新世界之旅，看似完全由欧洲人完成，其实中华文明也在场。如果没有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哥伦布根本无法远离海岸线在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上航行，如果没有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哥伦布即使侥幸到达美洲，由于缺乏强大的火器为后盾，结果将不是征服，而是征服者被当地人消灭。那些新世界的征服者，将成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进一步说，如果没有东方的香料、瓷器、丝绸等商品，将根本不会发生哥伦布甘冒生命危险远渡大西洋之举，现在的世界性融合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可以这样说，西方文明能有今日，固然主要得益于西方诸民族的发明创造，东方文明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人类进化到今天，世界诸民族日益呈现出大融合的趋势。考古学和基因研究的成果证明，全人类无分黄、黑、白，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由于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迁徙路线不同，以及随后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进化，才出现肤色变异。从这个层面说，李聃、孔丘、孟柯等，与摩西、伯里克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叔伯关系，同样都是人类文明的先祖。他们的精神财富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只不过，伯里克利等人之于我们，是更远房的叔祖。我们大可用一种开放的心态，而非封闭的心态面对他们。对源出于这些人的文明遗产，我们没有理由完全拒绝。
六、学习的哲学。
学习可分两种，第一种是从无到有式的学习，像儿童伊哑学语和练习走路跑步都属于这种。这种学习是植入式的，好比在荒芜的地面上种植，需要大面积播洒新的种子，然后辛勤耕耘，方会有所收获；第二种是更新式的学习，已经具备一定的知识体系，只是已有知识结构中存在错误或缺陷，或遇到新的问题靠原有的知识不足以应对，因此需要有选择性地学习。第二种学习就好比一块田里肥料不足，或杂草过多，或有部分禾苗没能正常生长，因此需要施肥、锄草、补种，无须把所有原来的禾苗锄去重新播种。成人的学习与孩童的学习有很大不同。这种学习通常是用已有知识去理解、接受新的知识，以把新知纳入原有知识谱系中。没有原有的知识，新知根本不可能为其理解和接受，因此，成人不可能采取重新格式化的学习。
在学习问题上，我们既要学习西方人善于学习的特点，同时还应该摒弃自身的偏狭。几千年中，中华文明在东亚一枝独秀，周围鲜有匹敌，因而夜郎自大惯了。以至于直到今日，一涉及中西对比，通常都趴在地上看自己的先辈，抢站到楼顶俯视异族的先辈，不论什么都非得找出一些祖先圣明不可。非得把自己的私塾毕业生先辈抬举到与别人受过专业化教育的先辈同等的高度，凡事只要是我们的，就非得抬举到异族头顶之上的位置，仿佛非如此便是不孝子孙。这些论者以情感代替理智，未免把自己的先辈看得太高，没去思考创造了五千年文明的祖先们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单纯靠自身的文化基因无法克服，因而必须借助于他山之石。
如同一个人活着离不开自信心，一个民族也离不开自信。任何独立民族通常都会尊重自己的祖先和文化传统。只是自由民族与不自由民族在尊重的方式上会表现出某些不同。一般而论，对外来的强大的文化，弱势的不自由的民族往往采取拒之于门外的态度，惯于坐井观天关起门来自大自满。关起门来自己给自己作揖，这种徒然抗拒的自大态度中实际上也包涵着相当成分的自卑心理。结果便是前人无知，后人受累，后人受累而不自知无知，又复使更后之后人受累不已。强大的自由的民族对待传统则多取开放的态度，对别的民族和本民族的传统，会采取一样的开放性批判的继承立场，对外来文化，不盲目迷信，也不闭关锁国，不因为文明是别族的就用敌意阻碍，而是清楚学习不是屈服，学人家不是低人一等，不学习而抱残守缺，那才是孺子不可教。只要能把异族的好东西学到手了，为自身、为后人所用，从此就不再弱人一等，只要把人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学到手了，人民幸福了，国家强大了，祖先就会在泉下含笑。拒绝学习，一直处于弱势，结果只能是连带祖宗也跟着不值钱。
七、中国必须学习代议民主的充足理由
1、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以来的数千年中，代议民主已被证明是最有利于实现人民主权的制度，也是最有可能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
2、代议民主不是人们头脑中臆想的东西，有成功的经验，事实俱在；
3、整个人类的经验范围内，现存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其政治制度无一不是代议民主制，除非不希望自己国家富裕强大，否则便应该向富裕和强大的榜样学习（25）；
4、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非代议民主制国家，人民都没有实际意义的主权，国家也多处于相对贫困和弱小的地位；
5、代议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点是极其错误的（26）；
6、中国现代一党专政政体剥夺了人民主权，难以为继（27），中共一党专政陷入困境，重新学习是出路所在，政府的正当性问题借助于代议民主将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有必要正视现行体制的严重缺陷，勇于学习国外成熟的议会制度；
7、目前尚无比代议民主制更好的制度实践形式，如果勉强在政体上创新，成功与否不可预料，拿13亿人的福祉做实验，风险成本太高；
8、继续现行体制，人民权利受到压制，将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创造性活力，削弱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9、中国如果长期与世界主要大国政治上处于对立的状态，政治、军事领域将受到围堵，将很难在未来世界中确保和平的国际环境，也将得不到主要大国的支持和拥护，自然也就堵死了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大国之路，并进而缩小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经济增长空间。
八、补论：主张渐进主义的几点理由（28）
在提出可供中国转型的一条可行之路之前，有些理论上的问题必须略作交待。首先，我把自己提出的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渐进主义方案仅仅视为建议，是在探讨一种可能性，以扩大中国转型时的选择范围，而不把自己的意见视为真理或唯一正确的道路。其次，关于暴力革命与渐进改革的正当性论证不在《论人民代表》系列的题域之内，这是些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我将它留待别人或自己今后再去解决。本文既不断定暴力革命是正当的，也不断定其为不正当，我只是认为，暴力革命的后果堪忧，当前实行的可行性也较小。在此仅把自己的观点略作陈说如下：
鉴于中共一党专政政体为人民所反对，难以为继，因此，一种容易想到的简单省事的方法是推倒重来。按这种论点，共产党一党专政政体的所有内容无一不是中国前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用一把奥卡姆剃刀，把所有姓共的东西统统剃掉。这种观点，在反对压迫和剥夺剥夺者等方面，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相当严重的片面性。这种观点忽视了那些对现有体制形成高度依赖性的同胞的权利。这些既得利益者恐惧于民主化后自身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遭到清算，沦为被剥夺对象，因此必定会全力阻止中国的民主进程。
预料之中的是，仇恨主义者我姑且这样定义那些极端仇视中共权贵的人们也许会对下面的方案提出反对意见。在这些人士心目中，所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全该处死，虽然这些人通常也会使用诸如“同为炎黄子孙”、“同胞”之类称谓煽情地称呼本民族的国民，但当他们把自己所处的不幸地位与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荣耀进行对比时，总是禁不住会怒火中烧，提出饱蘸仇恨的屠共和杀富主张。撇开依托中共专制政权致富的人们的财富来源是否正当不论这是另一个话题，也超出《论人民代表》系列讨论范围，在此我们只讨论那种把中共所有权贵全部清除出局的政治选择是否可行。
1，屠共和杀富的主张也就是流血革命的主张，势必导致内战。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战争是零和游戏，对文明不会产生增益，而极可能使中国在这几十年和平中有所进步的文明成绩重新“归零”破坏程度视战争的规模而定。同时，战争的破坏性不仅给权贵和富人带来灾难，也会给穷人带来同样的灾难。由于权贵富人的政治行动空间通常都比底层要大，他们能通过出国等途径躲避战乱，还能通过收买使军队为自身服务，所以，几乎可以肯定，身处底层的人们所遭受的战乱之苦将大于权贵和富人。
2，战争之后，得益的极可能不是公众和民主，而是军事强人，暴力得来的，也将依靠暴力保持。
3，在中共手握强大军队的前提之下，反对中共专制的一方想效法中共当年故事，走武装夺取政权之路，至少目前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仇富的主张如果不能导向成功实现武装夺权，则可能会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对世界历史进行全面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命……都导致社会分裂，这种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然而，这种社会变革总是遭到人们的拼命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们之热烈欢迎技术变革。……正是大脑皮层赋予了人类特有的判断能力，预见其行为后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为的能力，……人类这种判断能力不仅可促进人类擅长的技术变革，而且也可促进其迟滞不前的社会变革。……另外还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这种集团顾名思义必然会因社会变革而丧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总是反对变革。他们的反对通常总能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而且因为他们利用人们对于社会变革的普遍厌恶态度。”（29）
因为暴力革命必定会引发种种灾难性后果，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寻找一条既可望实现由专政向代议民主过渡，又避免既得利益集团因顾虑遭到清算而采取激烈抵抗民主的一条折中办法，一条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之路。
九、一条可供选择的代议民主之路
我的建议主要有四个要点（30）：
1、把现在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委员会改成参议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其在转型期的作用主要是防止民选后的全国人大、国务院制定或执行可能引发内战的法律及政策。其行使职权的方式严格按照民主国家的议会形式运作。作为补充，撤销自上而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的骨干成员作为“泛红阵营”（31），与中共中央委员会共同组成参议院（32）。下级党委和政协在过渡期间可仿照这种模式办理，由于省及以下不需要两院制的重复设置，以后分阶段逐步取消这种基层的“泛红阵营”联席会议。“泛红阵营”决策会议的成员，在十到二十年的转型期内分别由中共和所谓的参政党成员直接选举。这个期间之后，当全国民主走上平稳坦途后，参议院当向其它党派开放，不再由“泛红阵营”长期据为己有。
2、国家的实际决策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议士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财政权划归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一级也与参议院无关。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运作也严格遵守民主国家议会的各项原则。
3、国家元首不再由中共垄断，实直接选举产生，国务院首脑原则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多数党领袖担任，但需得到国家元首同意并经过“泛红阵营”联席会议参议院通过。
4、限制国家机关权力，重新界定国家与省的权力范围，扩大省权，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泛红阵营”联席会议立法权缩小到省无法管理的国务范围之内。
注释：
1、各国共产党一面信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一面主张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自卖矛盾。民族主义与“世界普遍真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等是相互矛盾的命题。按民族主义观念，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应按族群结合为一体，如此，当国与国间爆发战争时，按国家和族群结合的各国无产阶级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处于敌对状态。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则应打破民族界限按阶级联合成一体，其对立面是包括本国资本家在内的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爆发的历次国际战争中，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无产阶级却与本国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一致对付异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见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普遍真理”互为悖论，共产党两者都信，无法自圆己说。
2、也许还应该追溯到这一年之前西班牙、葡萄牙与穆斯林之间数百年的宗教战争，和穆斯林崛起后导致亚欧香料贸易的陆上通道受阻，从而西方不得不从海上另寻通往香料产地的航道。见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P123-138。以下引征《全球通史》中的内容均出于同一册，故不再注明“（1500年以后的世界）”。
3、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前引书，P113。
4、《全球通史》，P230。
5、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前引书，P64-65。所引乔治.劳合的话和有关史料，见前引书《世界通史（中古卷）》，P248-254，《世界通史（近代卷下）》，P603-614，《世界通史（现代卷）》，P310-319。
6、事实上不可能全盘西化，故加上引号，见下面第三节论证。
7、此处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完整，是相对于印度、东印度群岛、美洲、澳洲遭到侵占和殖民而言，指的是土耳其本土的完整，不是指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侵略的产物，是中世纪末期亚、非、欧多民族遭武力压迫而成的聚合物，其在中东、北非、欧洲等处行省，于奥斯曼帝国晚期纷纷独立。这些民族之所以脱离奥斯曼统治而独立，虽有俄、英、法等国侵略的因素，结果却是被压迫民族获得独立自主，是正义的。看待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不宜像某些中国论者那样，说成是“因西化而分裂亡国”。换一个视角看也许更妥当：奥斯曼帝国对各民族的军事专制统治是武装侵略的结果，是不正当的，也是不应该持续的。对被奥斯曼统治地区的独立与土耳其本土的不被殖民地化，理当分别看待。
8、戏仿中共历史宣传材料用语，故加上引号。笔者并不同意这种将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军事博弈纳入某个道德评判体系的陈述历史方式，原因在于这种评判不仅是无力的它只会让失败者从所谓的道德中寻求无益的安慰，而且是无理的，联合国成立之前的数千年中，人类各分支之间的战争，遵循的是强胜弱汰的自然法则，国家行为不受某个国际法庭的管辖，也没有谁配当国际道德审判官。如今稍稍强大一点的民族，在其历史上，大抵都曾吃过丧权辱国的败仗，也有过令其他民族丧权辱国的胜利。胜败实为国之常事，这虽在道德审美上有所欠缺，却也蕴含着人类进化的自然法则，其对人类的进化到底利大于害，还是害大于利，有待全面的中立的研究。“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说，是一种单纯从文明竞争中失败一方的视角看问题的情绪化陈述，既失之片面，也容易煽动民族间的因历史仇恨兹生新的冲突。
9、邓习议：《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广松哲学的社会背景》，原载于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94-96.网址：
http://blog.163.com/d0101@126/blog/static/46400389200781434623629/
10、《全球通史》，P483-491。
11、《全球通史》，P491。
12、语出英国官员埃尔金伯爵，转引自《全球通史》，P485。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段话中内蕴的整体主义思维范式。按这种范式，每个民族有一种整体性的、本质性的“民族性格”，它代表该民族全体成员的本质。方法论个人主义观点则认为，所谓的民族性格仅仅是一种主导性的倾向，既非不可移易的本质，也不能完全代表该民族的所有成员。
13、《全球通史》，P224。乾隆的文言文原文是：“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网址：
http://hi.baidu.com/red_alert/blog/item/1728972354e73045ac34de5f.html。
14、以上引文和史料出处、西方人看中国的观点等，均见于《全球通史》，P464-468，P473。
15、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P331。
16、《胡适文存》第三集卷一，《请大家来照照镜子》，P21。
17、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l42号，网址：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18、陈序经著《中国文化的出路》，第五章，《全盘西化的理由》，上海，1934年，转引自《中国文化的展望》，P368。
19、引文出自郭建宁《陈序经、胡适全盘西化观比较研究》，《中州学刊》-2002年1期 -106-110页，网址：
http://www.du8.com/novel/html/20070206/218/11099.html；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观点，参见陈序经，《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独立评论》第149号；《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第160号。网址：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20、《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66。
21、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据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选自台北出版的《胡适选集-杂文》，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P552-554。另有网络资源：
http://www.eol.cn/zheng_ming_1877/20060323/t20060323_112762.shtml，另见郭建宁《陈序经、胡适全盘西化观比较研究》。
22、《中国文化的展望》，P366。
2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66-71。
24、余英时先生认为，全盘西化是根本不可能之事。只要是透过民主的程序、经由人民选票产生的政权，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本文从政治哲学角度得出与余英时先生从历史学研究得出的大致相同的结论。见黄清龙《专访余英时：只要是由人民选票产生的政权都代表本土，民主与中国文化是台湾最大动力》，原载于《亚洲周刊》二八年第六期，引于[观察网]。
25、参考哈耶克的下述观点：政治体制的进步，主要方式是对成功者的成功模仿。F.A.哈耶克著《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社科2000年版，P19-27。
26、前面讨论过，代议制于20世纪初页在中国的失败，中华民国政府当年实行代议制不顺利，一是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政党竞争制度，缺乏规范的派系斗争像脱僵的野马，不受法律约束，另一个原因则是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维持自身运作的税收，严重依赖地方军阀，使军阀得以财权要挟中央，拥兵自重，导致国民政府虚弱无力，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见卫子游《20世纪初叶中国代议制失败溯因 〈论人民代表〉之十六》，两个推论。
27、前面已经作过论证，见卫子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制度全赖进口 〈论人民代表〉之十九》。
28、我的渐进主义观点得益于卡尔.波普尔。波普尔论证了“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渐进工程工程师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历史的注解.序”，“21．渐进工程与乌托邦工程的对立”，从网络资源[北极星书库]下载。
我的渐进主义考虑，建基于一种无罪推定原则之上。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现有特权阶级的财富是以违法犯罪的方式取得以前，只能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假定他们无罪，而尊重他们的国民权利。我认为，将下面学术性的渐进民主化方案建立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之上，是坚实的。相比之下，建立在有罪推定的基础之上的方案，实际上是以一种未经证实的假定为前提，不宜作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论证基础。
可以想到的是，本文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后，极端仇共者也许会对我的方案不以为然。这些人恨不能食共产党权贵之肉，寝共产党权贵之皮，因此反对一切渐进主义的主张。我充分理解这些人对共产党不可化解的仇恨。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遭受过共产党的残酷迫害，有的年纪轻轻就沦为共产党专政对象，以至于终身曲折坎坷，一生无幸福，有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全在牢里度过，有的骨肉亲人惨遭共产党屠杀。但是，作为政治学研究者，我只能忠实于自己的研究，而不能投某些人所好，或出于畏惧某些反对者而扭曲自己的观点。
29、《全球通史》，P904-905。
30、相对比较完整的转型理论，自然还应该包括军队与共产党脱离，警察、检察官、法官由行政和人民代表会议任命，而非由中共的组织部门任命，中共放弃意识形态垄断等。因超出本文范围，故未予论列。
31、仿照台湾“泛蓝”、“泛绿”的定义，把中共及其支持者，即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通称为“泛红阵营”。
32、把中共中央改变成参议院的想法，受到四种资源的启发。一是李聃《道德经》第八、九两章中蕴含的哲学，“上善若水。……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持之盈之，不若其已。揣之锐之，不可长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二是《中庸》无过与不及持之以恒的思想。三是英国封建贵族主导上院的历史，见《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前引书，P88-91。四是孟德斯鸠的一种观点，孟德斯鸠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总有一些人因出身、财富或荣誉等缘故而使自身高出普通民众之上。如果他们和平民混杂在一起，公共的自由就会成为对他们的奴役，而且他们不会有保卫这种自由的任何兴趣，因为大多数决议都是和他们作对的。所以，他们参与立法的程度应该和他们在国家中享有的其他利益成正比。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团体，有权制止平民的侵犯，正如平民有权制止他们的侵犯一样，这就将有助于实现各阶层间的和平相处，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前引书，P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