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社科院统计资料，去年（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接近一亿人，这些新农民工在城市化大潮中屡遭排斥，收入差距大，心理失去平衡，使他们犯罪率不断上升，光是去年犯罪案件就占了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这是城市化的矛盾，归根究底还是体制出了问题。
广西有一个被人称为“砍手党山村”的地方，因为村民曾经在闹市犯下数起“砍手”抢劫案件，而震惊社会。据说全村二千多人就有一百多人因抢劫入狱。才刚出狱的村民闭文星，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出他犯案的原因。他说，五年前他在深圳公明马田村工作时，因为老板拖欠他工资，扣押他的身份证，他一怒之下将老板给杀了。一时的冲动让他付出了五年的宝贵时光。
究竟是什么原因，新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甚至铤而走险犯下一桩桩的刑事案件？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城市一直以来城市化，把农村里面的青年人挪到城市来，但是城市又没办法提供一个非常适当的职业，也没有提供发展机会给这些农村里面的人，所以他就变成要通过一个非法手段去绑架啊、砍手啊，去把农村里的人变成城市里的黑社会，有黑社会的处境，我觉得还是取决于贫富差距化和城市化矛盾。”
据《法制日报》报导，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也缺少一技之长，很多人只能从事保安、服务员、送快递以及建筑工等劳动力大，薪水又低的工作。他们的年收入大多在1万5千元到2万元之间，收入差距大导致心理失去平衡而犯罪。
报导中还提到，农民进城后，身份上的错位，使他们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正式身份，长期游离在正式组织之外。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工要么忍气吞声，要么依靠自建的“老乡会”、“兄弟会”等组织，以暴力违法的手段维权。当这些自发组织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时，就会转向黑社会组织求助，因此埋下犯罪的隐患。
陈永苗（北京宪政学者）：“这些进城的农民工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各种政治权利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说第一，第二个，一个是我觉得要大规模提高中国农民工以及城市里的农民工收入，工资是需要大规模提高的，我觉得这二点非常重要。”
而造成农民工犯罪乱象的原因，大陆访民张先生认为，是法制不健全，造成城乡贫富差距过大。
访民张先生：“法律在党的领导下，一切由党说的算，司法不独立，能够解决这问题嘛。”
张先生说，要改变这个局势就要解决所谓“社会公平”的问题，和法治独立与健全的问题。
新唐人记者代静、李庭、周昕屹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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