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信访制度，所要保障的是一党专政的人治，而不是公民权利。
据新华社2005年4月11日播发的通稿：“3月18日到25日，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网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记者，深入张云泉同志生活、工作的机关、农村、企业、街道社区，采访了他的领导、同事、上访人员、受助群众、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等200多人次，采集到大量生动、鲜活的事例。”
在一段时间之内，被党政当局安排在“新闻联播”中强行播出的这些真假难辩的“生动、鲜活的事例”，几乎成了我每天必修的一门思想教育课。5月1日，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就要付诸实施，觉得很有必要谈一谈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所见证的信访制度
1978年前后，随着大批右派分子被平反和恢复工作，我父亲张文钦和母亲李素香的下放归队问题，也呈现出一线希望。我的父母于是成为上访人。我当时还是乡村中学的一名学生，一家八口拥挤在一所土坏房中，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父亲念诵上访材料和通报上访信息的声音。
我的父母都是1949年之后的初级师范毕业生，父亲下放前是外乡的中心小学校长，由于一些个人恩怨于1962年被下放农村。按照1978年的国家政策，我的父母与右派分子一样是可以恢复工作的，当时的中国农村，也确实需要像他们那样经过正规教育的中小学教师，而且我的父亲当时已经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只是河南省一直以来自有层层加码压制本省公民的土政策，我的父亲直到1982年遭遇车祸时，也没有等到恢复工作那一天。
由于我当时已经在翻看一些所谓的“禁书”，对于父亲以乞求的腔调书写的要求恢复工作的上访材料，是颇为反感的。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公民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应该是平等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是服从与被服从、乞求与被乞求、牺牲与被牺牲、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
1980年参加高考时，一心想考取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我，以38公斤的病弱之躯被漯河师范学校所收容，这才真切意识到现实社会的残酷性：不再像父母那样留在农村底层的现实考量，比任何人生理想都重要得多。假如放弃了被师范学校录取的机会，我也许永远不能摆脱农民身份而进入国家工作人员即公家人的行列。
1982年师范毕业后，我以公家人的身份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农村中学教师。为了彻底脱离河南农村，我拼命自学英语和文史知识，到1989年争取到了攻读研究生的机遇，从此变成一名寄居首都北京的另类公民。
在农村中学自学英语并担任英语教师时，我曾经跑到100公里之外的河南省图书馆，专门抄录过1776年7月4日美国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英文稿。我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最为根本的人权信仰，就是由此而奠定的：“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的。”
我所参与的信访讨论
到了2003年，由于介入四川省自贡市失地农民的维权活动以及随后发生的河北省秦皇岛、唐山二市的库区移民的维权活动，我再度遭遇了中国社会的信访制度，并且与一批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这其中最值得我敬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于建嵘博士。
2004年11月20日晚上，我与刚刚从台湾参加学术活动归来的于建嵘通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忧心如焚地谈到《南方周末》关于信访条例的一篇报道，说是自己一下子被完全孤立了起来。挂断电话后，上网找到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的《我国信访条例修改在即，何去何从引发争议》一文，并由此写下一篇《〈信访条例〉可以休矣》，对于建嵘用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替代人治信访的建议予以声援。
在《〈信访条例〉可以休矣》中，我这样写道：“纵观争议双方的观点，本人更倾向于建嵘先生基于大量社会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道理很简单，本人今年也直接参与过多起上访维权案例，其中没有一位上访者是经过正常的信访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反而大都因为长年累月地持续上访而劳民伤财以至于家破人亡。……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还本国公民以组织农会、工会和自由言论的合法人权，才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积怨的唯一出路。”
2004年12月2日晚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课题组主持人于建嵘，应邀在北京大学学术报告厅发表题为《中国信访制度批判》的学术演讲。到场听讲之余，我整理出一篇《于建嵘：历史拐点上的理性智慧》予以再度声援，随后，又针对于建嵘的具体建议，写下《信访盲争与信访公示》一文进行讨论：“不过，在我看来，既然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于2004年8月亲自批示，在中央建立‘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在既成事实面前，还是很有必要充分利用这个包括中央办公厅、国家信访局、北京市等28个部门和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的。具体来说，我建议实行与联席制度相配套的信访问责和信访公示制度，以便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下，通过短期内强化联席会议制度的权威性和现有信访机构的监督问责职能，为下一步的弱化和终结中国信访制度创造条件。”
几个月过去，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不禁为自己的廉价善意而感到羞愧。没有足够的民间压力，想让中国的党政当局和掌握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自动放弃包括信访制度在内的人治权术，进而代之以宪政民主的现代法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与我的廉价善意相一致，充满了理性智慧的于建嵘，有时也难免过于乐观。据介绍，国务院本来要在2004年11月底通过一个信访条例，由于他所提交的《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课题报告，信访条例才没有如时通过。2005年1月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信访条例》（修订稿）的新闻，在1月6日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于建嵘留下这样一句自我安慰的话语：“此次通过的不是原来那一个，这次强调了对人民权利的保护。这是一个进步。……”
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残酷事实充分证明，仅仅停留在纸面的“进步”是完全不可靠的，中国的党政当局动用宣传机器对于张云泉的大肆宣传，所要昭示于世人的，就是要人治而不要法制的党化制度根本点。
假如没有张云泉
在光明网上，看到《扬子晚报》记者时力强的文章“‘亲密接触’张云泉”，其中谈到张云泉的干女儿方小娟时，有这么一段话：“在泰州海陵中路明珠鲜花店里，记者见到了她，一个漂亮能干的姑娘。她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他，我甚至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
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李歆、 季苏平撰写的“专稿一，脾性之善：他是播种希望的亲人”中，也有相同的话语：“2004年农历腊月二十，张云泉的‘女儿’方小娟出嫁了! 婚礼浓重、热烈，方小娟依偎在张云泉夫妇身边，甜甜的笑挂在嘴角，泪水在她眼里打转。她动情地对张云泉说：“我今天的幸福是你赐予的，你是我最亲的人。……采访中，每当说起她的干爸爸张云泉，方小娟常常泪流满面，‘我从小就没有父亲，做梦都想有个爸爸，到了干爸家后体会到从来没有过的父爱。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新生。’”诸如此类的感恩话语，在中国大陆已经重复了半个多世纪，只是没有想到一位负责信访的公务员，竟然也像当年的“大救星”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一样，被宣传机器抬举到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
据介绍，方小娟4岁时，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戚华英不堪受此打击，得了偏执性精神病，一口咬定丈夫是被人谋杀的。从1986年起，戚华英带着方小娟走上了长达11年的上访路。小娟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冬天的北京，白天走在繁华市井的喜悦心情，晚上可能一扫而光，因为没有住的地方，马路、桥洞、广场就是她的家。一次冬天下大雪，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上睡觉的小娟，只有两块破塑料纸：一块铺在身下，一块盖在身上。……
上访11年之后遇到张云泉的方小娟，是一名极其偶然的幸运者。方小娟的命运尽管因为张云泉的介入而有所好转，然而，在自以为拥有制度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个4岁的小女孩子，竟然跟随偏执性精神病的母亲度过了11年的睡马路、住桥洞的非人岁月，而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和政府的最低限度的人道救济，作为政府公务员的张云泉，即使在11年之后利用公务之便救助了方小娟，也不足以弥补整个国家在此前11年中所欠下的失职罪责。
更进一步说，在迄今为止的北京上访村里，依然有许多并没有偏执性精神病的上访人以及他们的未成年的子女，却没有见到一位像张云泉那样的公务员去尽心尽责地救助他们。要不然，也用不着像我这样的人文学者，跨专业介入公民维民活动之中。借用黄钟在《信访制度应该废除》一文中的话说：“当一些人把信访制度当成中国特色的人权救济方式时，却忽视了如果从国家制度的大处着眼，现行信访制度的许多规定，其实是直接跟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出现了行政权僭越立法权或者司法权的现象。这既体现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或者政策中，也体现在具体的实践里。这有悖于建设法治国家的大方向。”
归根到底，像方小娟那样通过信访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伸张正义和讨回公道的上访人，在全面范围内只是屈指可数的偶然事件。中国当下的信访制度，所要保障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绝对人治，而不是信访人已经被剥夺掉的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只在于彻底制约和瓦解一党专政的法制建设，而不是进一步强化诸如现行信访制度之类的人治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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