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專欄】三十年的消費，一次的反噬：馬場町的荒謬現場

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在今年的馬場町白色恐怖秋祭中，鄭麗文以國民主席身分出席，引發巨大爭議。表面上她只是參與一場追思儀式，但台灣政治裡沒有「純粹的儀式」，只有敘事與正當性競逐的戰場。誰站在舞台中央，誰就握住重新定義歷史的權力。因此，鄭麗文的出席動機，不可能單純；她採取的是一種典型的「場域占位」，試圖踏入過去三十年幾乎完全被民進壟斷的記憶空間。

三十年來，馬場町的白色恐怖秋祭從形式、內容到敘事框架，都由民進與其周邊組織主導。民進透過這個場域建立了一套單向的記憶工程，將白色恐怖裡所有被制裁者，不論其實際身分、行動、組織背景，全部包裝為「民主受難者」，並以此削弱蔣介石與國民的歷史正當性。在這個舞台上，民進從來不區分哪些案件屬於冤錯，哪些屬於敵後組織；只要能用來攻擊威權，就全部歸入同一個敘事系統。

然而今年，鄭麗文踏進這個場域的那一刻，民進三十年的敘事壟斷第一次被迫收斂。更荒謬的是，三十年來民進就在這裡悼念這些人，從來沒有因為其中有人是地下、情報員或暴動策動者而停止歌頌；一切只要能打擊國民，就是正義。今天卻因為國民主席踏進同一個舞台，民進立刻翻臉說那是「替共諜致敬」。荒謬的不只是鄭麗文，而是民進自己三十年的包裝在此刻被自己戳破。這不只是矛盾，更是徹底的厚顏無恥。

只是，即便民進沒有資格批評，鄭麗文也並非站在正確的位置。白色恐怖確實有冤案，但絕對不是一部純粹的「民主受難史」。戰後的諜報環境裡，相當比例被制裁者確實是台灣省工委、台灣人民解放軍前哨組、地下情報網成員或武裝暴動策畫者。他們蒐集國軍海防部署、暗通廈門、發展組織、策動暴動、建立交通線、傳遞密碼與情報。這些不是思想犯，而是敵後行動。民進三十年來刻意「去敵我化」，把這些行為包裝成抽象的制度暴力，以便安插在自己政治敘事的框架中。

但鄭麗文今天的行動，卻等於在這套敘事上蓋下國民主席的印章，為民進模糊敵我界線的包裝背書。她的進場雖然具有搶奪象徵空間的政治算計，但她踩進的是一個歷史性的陷阱。這並不是一個國民能輕易「進場」的舞台，更不是一個能藉由象徵姿態重新奪回敘事權的領域。因為這個場域存放的不是抽象的悲情，而是攸關國安、敵我、戰爭與滲透的冷硬歷史。

鄭麗文的戰略企圖，在文化議題或其他象徵場域可能有效；然而在馬場町，她選擇進入的是一個以敵我邏輯為史實基礎的敏感戰線。這個場域本身就不是「誰去誰就贏」的地方，而是「站錯位置就全面失分」的戰場。她想奪回存在感，卻踩到歷史事實的紅線；她想挑戰民進的敘事壟斷，卻反而替民進三十年的政治工程提供新的合法性。

民進不會因她的出席而得利；國民也不會因此贏得新的定位。唯一受傷的，是白色恐怖本身複雜而真實的歷史。那段歷史被簡化、被利用、被扭曲太久，而任何錯置的政治姿態，只會讓那段真相繼續被埋在儀式與口號底下。

鄭麗文進場的那一步，既是象徵，也是錯置。她讓民進三十年的敘事壟斷第一次收斂，但她也讓國民在歷史與立場上再度迷失。馬場町不是任何人可以用姿態占據的位置，它需要的是釐清，而不是重新包裝。政治人物可以選擇戰略，但不能選擇歷史。這才是整起事件最值得指出的核心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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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鄭麗文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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